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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第三章)(12)



    这是一个路标,还是一个暗示?

    一个早逝的天才女作家和她的死婴,横亘在多米的漫漫路途上,这里的隐喻也许要到多年以后才能破译。

    多米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大城市装束,很有文化的样子,他正站在多米身后看那牌子,多米一转身就看到了他,他及时地看了多米一眼,两人目光对视的时候,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于是他们便说起话来。

    年轻男人说他是《四川日报》记者,川大中文系毕业的,刚分去,他说他当天下午就要赶五点多钟的火车回成都。多米一听,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也是的!她立即拉开随身背的挎包,翻出火车票让那男人看,她说:你看,我昨天坐的正是这趟车啊!

    记者高兴地说:我们正好同路。他们像两个大学里的男生和女生,开始谈起了文学和人生,多米发现,她所敬仰的一个女作家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她毕业后自愿援藏,不久前因为翻车牺牲在藏北的一条冰河里,多米为此还写了一首悼诗,当她听说她曾跟他同班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她缠着记者,反复追问这位葬身冰河的女作家当年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以及关于她扎头发用橡皮筋还是发带的问题,多米把记者逼了半天。好在记者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只是无奈地说:多米,你真像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诗人。

    他们中午在街头的一个面铺吃了担担面,之后他们又聊了好大一会儿才各自回住地收拾东西退房结账。

    他们约好时间在江边码头等候,但是渡轮在他们到达之前刚刚上完人,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渡轮慢吞吞地走了一个来回。

    这一耽误就坏了事,当他们看着手表赶到小火车站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们说,那趟车五分钟前刚刚开走。仅仅五分钟!多米懊丧极了,这是她此行的第一个突发性事件,她马上想到,她的票作废了,她又要在这里呆上一天一夜,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多米越想越烦,记者却到售票处打听了消息来,他告诉多米,当晚九点还有一趟去成都的慢车。一听说不用在这里过夜,多米立即又振作起来了。

    多米问:那我还要重新买票吗?记者说:不用,我有记者证,到时我跟他们说说。多米便真正放松了起来,她想:上帝真是公平啊!给你一件坏事,又随手补给你一件好事,车误是误了,却给你一个不错的伙伴。她看了看四处的荒地和田野,暮色无声地袭来,除了车站有灯,八面一片苍茫,秋风从看不见的江那边凉嗖嗖地过来,多米想,要是只有我一个人,该是多么凄凉!

    多米一碰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的结果是出现更大的麻烦,她便只有承受这更大的麻烦,似乎她不明白这点。

    多米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她有时不怕一切,比如不怕如此漫长艰苦的只身独行,有时却又怕一个很小的事情,比如独自去温泉、独自留在孤零零的火车站过夜。她常常以为自己经过了磨炼已经很坚强,事实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里,一切训练都无济于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多米曾听几个不同的男人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多米,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非常女性。

    她不十分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多年之后有一个博学、聪明、外号叫康德的男人对多米说,她应该学习西方的女权主义,使自己的作品强悍一些。他凝视着多米虽过而立之年却仍然显得十分年轻的脸庞(这超越年龄的年轻也许正是她内心的“纯粹的女性”所赋予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多米,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强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强悍就不美了。

    (美与强悍,到底什么更重要呢?)

    多米反驳男人说:你说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女权主义者对此会不屑一顾的。

    同时她却在心里想,一个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如玛丽莲·梦露,她也是很喜欢的。

    让我们再回到车站,那个男人并没有给多米制造麻烦,他是一个有文化的、温和善良的、既尊重女人又老实本分的男人,他跟多米分食了一些他带的饼干,然后在候车室里等到了九点。他们在极其拥挤吵闹的慢车里熬了一夜,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到了成都。由于人太多,出口处只好敞开围栏,让人流涌出。没有验票,多米一直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她轻松地走出车站,她没有车票,她第一次混票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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