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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第二章)(6)



    我一下乡就被公社的宣传干事(人称陈记者)召去开了一次会,宣布为公社的通讯员,有任务向县广播站、省报、省广播电台乃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导本地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产、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计划生育、踊跃参军等等新闻。

    陈记者对自己的行当十分尽责,在这次招兵买马的会上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我了解过了,你们,在学校里都是好笔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你们写报导吧,有好处,把成绩报导出去,领导高兴,就会重视你们,他们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想不想上大学?

    大家在心里用力地说:想。

    陈记者说:想就努力吧,不会埋没你们的。

    陈记者的话像一个真正的招生人员亲口所说,对我们起到了强烈的煽动作用,我们全都信以为真,我们在心里暗暗庆幸一下来就碰到了陈记者,他在我们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要做出成绩并不难,只需做些我们本来就熟悉的,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事情,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下子心情轻松了。

    我们眼前出现了亲切的笔、可爱的纸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们历次作文的优秀成绩,墙报上的漂亮文章和大会上的出色发言,它们像宠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身后围成一溜凉爽的屏障,使我们又安全又轻松又自信,脸上悬挂着才华。

    这是多么的好。

    我从小体质差,最怕体力劳动,太阳一晒就头晕,体力的事总是令我恐惧,下乡之前学校统一量了一次体重,我只有七十二斤,听说在农村只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气的表现,只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现突出。

    这使我心生沮丧。

    临行前向语文老师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嘱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只能挑跟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应着。

    从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镇农村,公社的小会议室热气蒸腾,凉爽的前景从陈记者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地扩散到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专攻县广播站,我们写稿,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省报,因为各地的投稿数字省报要统计。一时间,有线广播网回荡起我们新鲜的名字。

    我们新鲜的名字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鱼,在有线广播网里拼命跳跃,一个比一个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跃起的小小的空间里(这空间就是小小的B镇城乡)闪耀着白色闪亮肥美的鱼肚子。

    这真是一幅好看的鱼跃图。有线广播事业在B镇十分发达,在县城,像月饼盒子大小的广播喇叭安放在每一个机关和家庭,在农村,每个生产队也都有好几个。我家门口骑楼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钟,县广播站一放《东方红》乐曲,所有上学的孩子知道该起床了。

    有线广播网深入人心,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报纸、电视、收音机、戏台和电影院。十七岁的孩子们下到农村,在夜晚,点着煤油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其中有的被广播里那个亲切熟悉说着本地方言的女声读出,我们的名字也被随之读出,我们紧张地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紧接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诉我们,我们装做脸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赞叹,我们是多么爱听赞扬声,我们在心里一再重复着那一片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好听的赞扬。

    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以及奖品:一本塑料皮笔记本,盖着大印。

    是谁在一九七六年在B镇县的广播站任职,使我们得到了获奖的喜悦?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个人是谁?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圆脸大眼脸上有酒窝的年轻男人。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我按照在学校写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报》的有关句子,兴致勃勃地编写成一篇社论,我激动地认为这是我写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学校,梁振中老师一定会给我打一个“优”,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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