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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适变(4)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解释翻译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

    由此可见,象商鞅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

    “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

    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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