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的弥撒与燔祭——《定理》中的阶级崩解(2)

　　接下来，女佣摘掉了耳钉，亲吻了她衣橱门背面贴着的圣像，再次回到庭院，她凝视着访客，泪水淌下，紧接着她突然又跑去厨房吞吸燃气。被访客阻止后，女佣张开双腿，就在她的佣人房里，床边的墙壁上贴着圣像画。访客顺从她意，就此完成了身体交合。此刻，对女佣而言，“访客”近乎于她的“天父”。在整场戏里，女佣以令人费解的行为奔波于两点之间，从访客座椅到草坪、从草坪到厨房、从厨房到庭院、再奔回厨房……这一连串的来回，是她痴狂的不由自主。女佣终于以异端的方式与“访客”达成交流，自此，她变得开朗起来，甚至邮递员都惊讶她竟对他开口说话了！

　　叙事中对仗的是，当“访客”离开后，第一个离开家的人正是女佣。她再次进入到“静默”状态，她回到家乡，在农庄里坐下，就此不动。“入定”般坐了一段日子后，她的“不动”引来了远近的乡亲，大家把她当做神迹者看待，甚至请她祝福医治小孩的天花。在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下，村民们对她的行为又信又怕，尽管她施行神迹时是手画十字的，可是她只吃荨麻煮汤，拒绝寻常的饮食，她的头发因此变成青色，这在村民看来是渎神的异端。尽管她飞升到半空中，被很多人见证，可她还是被视为异端的显能者。

　　藏地传说，密勒日巴尊者在深山闭关修行时只靠荨麻煮汤维持生命。显然，帕索里尼刻意采用了异域的、异教的、存在于工业文明以外的传说，将其赋予女佣身上，让她的修行和显圣的方式，剥离开天主教信仰体系。这一用意，恐怕正应和了帕索里尼自己所执着的“存在于工业文明以外的历史”。和《俄狄浦斯王》等“前历史”叙事一脉相承，在语境之外寻找对抗工业文明和消费社会的路径。

　　帕索里尼赋予女佣的最终使命，竟然是“入土”。她带了一位见证者，帮她实现她最终的“神迹”。她来到一处工地，径直躺在挖掘机附近的泥土里，让见证者帮忙往她身上埋土。当泥土覆盖了她全身的时候，她留下了泪水，而这泪水越流越多，淌成一眼泉。就在她躺倒活埋的工地上，相邻的是一间土窑，土窑的一侧喷着黑色的涂鸦——镰刀锤头。至此，在帕索里尼的精确表意下，我们方可确认：女佣最终的使命，是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转变为献身的启示者，奉献的对象则是标识了无产阶级符号的工地上的劳动者，她的身体成为泉眼，她宣称从此不再有痛苦。

　　帕索里尼在接受奥斯瓦尔德·斯塔克访谈时明确指出，“我和农民的关系最为直接……意大利的新左派是在农村地区、天主教氛围最浓的区域中出现的……”帕索里尼看待他们的态度是“浪漫的、人民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因此，在帕索里尼的阶级寓言里，“访客” 以“性”启蒙了女佣，再让女佣以自己的身体献祭的方式成为永恒的浪漫符号——泉，用以抵抗劳动者阶级被转化为小资产阶级，被转化为消费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的宿命——这也是帕索里尼最担忧的某种阶级预见。

　　“访客”交流的第二个人，是这家里的儿子，他是典型的1960年代的欧洲学生，有着资产阶级的流行审美趣味，唱片和海报散落居室，恶俗的空鸟笼刺眼地装饰着房间。“访客”和他同住，这让他既兴奋又局促，对自己的身体遮遮掩掩，可又忍不住半夜起来凝视“访客”的***，被发觉后无地自容，掩被而泣。“访客”温柔地安抚他并与他交合。此后，二人一起看画册，弗朗西斯·培根作品集，《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被儿子和“访客”相拥着共同凝视。

　　“访客”离开后，儿子关在自己房间里不眠不休地作画，他画的是“访客”的身体，他通过“访客”的身体去认知他自己的一切：性取向，志趣，甚至所谓的画风。当他完成身体画作之后，也就确信了自己的归宿。他离开家，找了一处画室开始作画。作画越来越接近生理方式，甚至以尿液处理画面。顺理成章的，他也成了一名城市里的无产者，用帕索里尼自己的话叫做“城市游民无产阶级”。也正是在其后，家庭中的“妻子”将在米兰街头寻觅年轻身体，这些身体的主人，正是城市的“游民无产阶级”，他们不在传统社会身份序列之中，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去接触去认知去对抗——身处其间的消费主义巨浪。

　　家中的女儿，是提纯后的个体，她以消费主义的符号去抗拒着消费主义的侵蚀。在影片里她首次出场是放学后，有个追求者温柔地向她示好，可是“女儿”决绝地抗拒肌肤碰触。她热衷于“陪伴”父亲，她执着地以拍照的方式，把她凝视着的想要留下的瞬间——和父亲相处的瞬间——物化成为照片，她把对父亲的渴望留存在相册里。而相册则躺在她居室里唯一的家具——一个古色古香的棺材造型的中世纪木箱里，那里有她筛选留存的、从儿时到现在的物件。她唯一的家具里有她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影片中只对“访客”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