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呛人生：驯化，调教，喂养和自我的功能性障碍——亚裔的形象建构

　　电视剧的开头，《怒呛人生》所建构的亚裔人物形象是典型的“蜂鸟”，借由社会学家项飙在与迈克尔·桑德尔的访谈中所提出的“悬浮”现象，我们可以用“蜂鸟”这一隐喻来充分地形容美国亚裔青年城市中产的形象——他们就像蜂鸟一样疯狂地挥动着翅膀，只是为了在空中停留，不能有哪怕一秒钟的放松，不然你就会掉下去，你不能出局，不管胜利的几率有多低[1]。

　　剧中的女主人公Amy Lau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疲于奔波，同时在家庭中她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负责房屋的设计和装修，担负起家庭的支出，而她的日裔丈夫是一个懦弱、无能的艺术家之子——也就是说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当然，这样的家庭并不是《瞬息全宇宙》简单的置换，因为它看上去更加圆满、和谐并且成功。但是，Amy一如同《瞬息全宇宙》中的Evelyn——全能的一家之母，同时又为了生计而精疲力尽。

　　当然，这也并不单单是美国亚裔的困境，这是大部分城市中产和年轻一代所面临的优绩主义陷阱，处于优绩主义内部的系统性暴力下的一代人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焦虑、迷惘和心理压力，而他们在现代城市文化的驯化中被要求继续保持着某种中产阶级的体面。这样的体面在剧中的第一集浓缩在Amy的丈夫George的“你要开始专注于生活积极的一面”的要求当中，同时这些教条也已经被内化为自我生活的逻辑——面对工作信息的轰炸和生计的折磨导致精神濒临崩溃，Amy也还是要强撑着笑容维护自己在家庭当中的以及在商业伙伴面前的体面。她不能让商业合作伙伴指导自己生活中真实发生的那些事——路怒、飙车、出轨，她不愿意让商业合作伙伴认为自己的公司沾染了很多麻烦而导致收购的破产。

　　这种体面的维系，在结构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处于焦虑、迷惘和不安中的人迟早要面临自我的崩溃和极端情绪的到来，这种极端情绪即可以表现为无定向、无目标的躁郁、狂暴等特征，也可能表现为某种强度、浓度极高的社会情绪。可能是仅仅因为无意识的挑衅就冲动地开启路怒式的飙车，也可能是拿着枪对着手机怒吼，同时也是在第一集中Danny Cho的台词里所说的，“我不想...我受够了总要面带微笑。”

　　在无异于用近乎自我催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强烈的焦虑、疲惫、无助的情绪时，人，作为在资本市场当中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个体就会在过度的狂热当中燃尽自己。

　　在其中，人所突出表现的症候就是疲惫、燃尽的心灵和溢出荧幕的社会戾气。

　　但是Amy她不仅是优绩主义的受害者，她还是优绩主义最忠诚的摇旗手，她在光鲜亮丽的拉斯维加斯酒店大堂的发言可以说是经典的对功绩主体的规训的背书，“You can have all，you can.”

　　女性在优绩主义当中被训诫为既要又要的角色，她们被要求在事业上有所成功，同时也要顾及家庭生活——又要成龙又要成凤的价值要求，而满足这样的要求只能不停地给自己拧上发条。

　　而这句话似乎又十分地贴近现实生活中成功学的神话，“只要足够渴望和足够努力，你就能做到任何事情。”

　　由否定性的情态动词“不允许”和“应当”（nicht dürfen und sollen）转向肯定性的情态动词“能够”（können）恰当地表达着优绩主义的积极属性，这是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论述的。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由“应当”转向“能够”时，较之驯化的主体，功绩主体更高效、多产。“能够”也没有撤销“应当”，主体依旧接受规训，“能够”只是现代社会新戒律的效绩命令[2]。

　　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Amy的自我催眠，她不停地给自己拧上发条，也让自我的巨大焦虑、迷惘和心理压力在这些过度的狂热和渴望当中被掩盖。

　　相较于拥有商业和家庭两方面成功的Amy Lau，处于社会相对边缘的韩裔移民Danny Cho似乎更加符合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勾勒的只会劳作的“der letzte Mensch”形象——毫无防御地陷入过度的积极性之中，没有任何的独立自主性可言[3]。他也是出于生计，为了家庭奔波劳碌，不停地接着他并不喜欢的家庭维修的工作，甚至愿意去接他不擅长的劳务。他不能说是没有外力的压迫，但是他完全处于自愿地剥削自己。

　　Danny Cho无比渴望获得家庭和事业上的成功。在家庭方面，他希望把自己的父母重新接回到美国，住进大别墅；在事业方面，他渴望着自己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并且是在自己的带领下事业一帆风顺。也一如剧中另一个韩裔角色Edwin对于家庭、事业成功的幻想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