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呛人生：驯化，调教，喂养和自我的功能性障碍——亚裔的形象建构(2)

　　以至于Danny在面对收获成功的可能性面前，他毫不犹豫地就背弃了他的老大——Isaac Cho，把Isaac送进了监狱，独吞那笔丰厚的赃款，同时，他也是对传统东亚形象里家族秩序的背弃——不无讽刺的是，在此之前，他们大谈家族的利益与共，表亲之间的亲密无间，以及兄弟合作其利断金。但是个体层面上的胜利，或是更小的家庭单位的成功面前，Danny毫不犹豫地就选择出卖Isaac，这与Danny相关的剧情所论述的韩裔家族价值结构出现强烈的反差对比。

　　同时，剧中的Naomi也是这样，前脚刚用所谓的“东亚姐妹花”客套寒暄，后脚就可以笑着脸用最阴险的话语来威胁Amy。“蜂鸟”和“响尾蛇”是最符合剧中东亚裔形象的隐喻，当然，也可以不止剧中。

　　这些形象无比符合于传统的对亚裔身份的讲述——在背负着沉重的文化价值结构和观念下，为了家庭拼死拼活，也可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当然他们又耻于谈论自己真实的想法。

　　事实上，东亚人对于自我压抑情绪的行为保持高度的自觉。第三集的开头，Amy面对家庭医生的倾诉披露着自己对于东亚身份所带来的异质性情感结构的高度自觉，他们对于自己压抑情绪缺乏情感交流的行为心知肚明，也清楚地明白这种行为是由于从小的家庭环境和文化价值观所导致的，但是尽管他们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依旧会选择压抑、掩盖、遮蔽自我的真实情感，而这样的“压抑”常常也指向他们面对真实自我的能力缺位和“自我的功能限制”。直到他们面对现实毫无保留的崩塌，面对再也没有选择的情况。

　　但是，当我们将亚裔这种异质性情感结构放置在弗洛伊德对于人类的心理图像的诊断中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东亚家庭将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从幼童成长伊始，就导致其个体层面上严重的“自我的功能限制”。

　　根据弗洛伊德的表述，人类婴儿相较于其他动物被延长了无助和依赖性。他们在**内的生存看起来相比于其他动物来说大大缩短了；他们被抛入世界时比其他动物更加的未成熟。从而外部现实世界的影响就加重了，人很早就被要求将自我和本它区分开来，外部世界的危险的意义就升高了，并且抵御这种危险并能代替**内生活的对象的价值就大大地提高了。这个生物学因素制造了第一个危险的处境，并且产生了人们再也无法摆脱的被爱的需要[4]。

　　这样一种幼儿早期“需要”的内容和方向被配以“爱”的表述，也将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被理解为危险的信号化的图示的“原初焦虑”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引起幼儿将其特定的欲力冲动排除在其精神组织的进一步过程化之外，并将其压抑至无意识之中。在弗洛伊德看来，回答的关键在于，所爱对象的分离的信号并非仅仅源于外部世界，而且也可以来自内部世界；也就是说，在儿童那里，他在自身之中所察觉到的任何愿望，（这也同时被体验为与那个曾经渴望的爱的继续存在的不想一致），毫无疑问会引起旧的、原初的分离焦虑。[5]

　　如果幼儿也能够发现其自身的愿望是一种可能失去所爱对象的警告信号的话，那么在弗洛伊德看来，他就会直接本能性地采取所有措施，以避免这个危险的愿望所预标出来的情形；并且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存在于令人不快的冲动这个代价之中，这个冲动因此被作为愿望而放弃并且抽离于意识。

　　而在第八集的Danny和Amy的成长回顾当中，两者的童年经历又非常吻合弗洛伊德所谓的“压抑”过程。儿童将其所有的愿望都压抑至无意识之中，对那些愿望的追求必定被他体验为他的照顾者的爱的威胁；为了不必于其母亲或者是其他某个他所爱的人相分离，他就为那些未得到表达的、从最开始保留的愿望建立起一个积蓄之所，这个积蓄之所在他之中像一个“陌生的身体”一样继续存在。但是当他有了孩子或是弟弟，就像排泄一样，将这个“陌生的身体”、情感上的压抑都注射在下一代人的身上。最为典型的实际上是，Danny Cho与他弟弟之间的关系，他对于失去所爱的人的焦虑与恐惧，转化为他对弟弟强烈的掌控欲和支配欲，他甚至无法公开地向弟弟表露对于分离的焦虑，因为他在自我情感的压抑当中失去了表露真实愿望的可能，丧失处理主体间关系的能力，而只能暗地里将他弟弟的大学申请信全部偷偷扔到垃圾桶中，用一种毁灭自己也毁灭他者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意图。这样的一种“自我的功能性限制”带来的众多后果之一，是他者的消失和个人主义的绝境，这是Danny Cho所代表的东亚家庭的状况，没有他者，只有绝对的自我，不是对他者的无视，而是对他者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的不承认，是一个将他人的自我功能化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