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生还者》：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会更好吗？(3)

　　林恩·马古利斯在1970年代联合美国生态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提出着名的“盖娅（Gaia，在希腊语中指大地女神）假说”，其核心观点是，地球和居于其中的生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自我调节，以达到一种动态的和谐。盖娅假说刚提出来时，被无数学者抨击为不够严谨的“民科”理路，但也启发了许多环保主义者与哲学家，我们也能在很多文艺作品中看到盖娅的化身，如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卡梅隆《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等等。

　　从未现代的人类：消解中心的共生网络

　　经历了漫长的自我完善与争议之路，盖娅假说在关于生态文明的各种观念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于2022年去世的当代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就极为推崇盖娅假说。2000年以后，拉图尔采用“人类世”及“盖娅假说”的概念，系统性地思考当代世界的气候危机。在《面对盖娅》一书中，拉图尔并没有顺着部分环境伦理学和生态学者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展开，因为在人类世中，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人类要摒弃俯瞰般的视角，将自然视作一个被动客体，而是应该持有一种盖娅观，从当时当地的具体的人与行动出发，共同建构一个整体互联的观念，用我们熟悉的诗句来类比的话，并不是“一览众山小”，而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新冠流行刚开始时，拉图尔呼吁我们关注人与世界的互联性，这是比互联网、旅游线路还要更加复杂细密的网络，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与其他实体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全球气候变暖，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扩散，禽流感，则是候鸟的迁徙导致的传播，近几年我们无比熟悉的新冠病毒，则是通过“口里喷出的飞沫这一无心的媒介”将人类联系起来。

　　从理论角度出发，在拉图尔的哲学人类学思辨中，地球上的实体是如何“互联”的？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里，他用日常生活中无数的“杂合体现实（hybrid realities）”作引，切入现代性观念对人们认识政治、科学、环境等问题的成见之中。以我们平时阅读的新闻来说，一篇讲述新冠病毒的文章，难道仅仅是关于病毒的科学事实吗？真相常常是，我们能在其中读到关于科学、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关于病毒作用机制的科普，与对应的医疗政策往往无法严格分开，总是相互依存与影响的。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科学和文化都被现代性“纯化”了，就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互不相通，现代性思维使人设置了二分法来看待世界：主体-客体，自然-文化，人类-非人类。当被杂合到一起的现实提纯为彼此截然二分的事物时，我们就必须思考何为中心，何为边缘，何为主体，何为客体的问题。然而拉图尔认为，这些看似相对的概念其实在实践中从未被真正分开过，谈论气候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在谈论相关的应对政策、应运而生的流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从未现代过，而是“非现代”的。

　　如果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人类应该如何看待曾经熟悉的一对对概念呢？拉图尔采用了“拟客体”的概念，它是主客体的融合，是自然和社会的杂合，它在被主体建构的同时，也可以反作用于主体和社会，它有自身的能动性（agency）；它用实在性来抵抗社会建构性，也用社会性来抵制实在的建构性。因此，比起二分的概念，真正重要的是两者之间、拟客体位于其中的区域。没有了主客体之分，一切都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社会和自然在内。行动者围绕拟客体所在的节点展开行动，这就是拉图尔着名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他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争辩，因为人类与非人类已经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了，自然并非没有能动性，只能承受人类行为影响的客体，人类也不仅是被动承受气候危机的威胁，两者相互建构，亦通过行动相互影响。

　　拉图尔的哲学理论也许听起来艰涩，我们不妨从菌类的视角来看看人类的世界。人类学者罗安清的民族志研究《末日松茸》将焦点放在一朵小小的野生松茸上，用松茸的“生存智慧”启发人类世到来之际，对于在日益不确定的环境中生存的想象。作为一种真菌，松茸的珍贵性在于它无法人工培植，因为它与环境的共生关系难以复制：真菌从与宿主树根部的共生关系中获得碳水化合物，也对它们进行供养；松茸使宿主树木能够在腐殖质匮乏的贫瘠土壤中生存。在种植松茸实验中投资巨大的日本迄今仍未成功，也是因为松茸需要和森林里的多元物种保持复杂的交染关系。但是松茸也并非完全“天然”的，它们并不是空谷幽兰，生长在人类不曾踏足的世外桃源，而是生长在那些已经被人为开垦使用过的森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