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生还者》：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会更好吗？(2)

　　像自然一样思考：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如果说虫草菌感染下的世界里，“最后生还者”们通过短暂地将目光投向自然而获得生存的希望，某种程度上，与身处气候巨变、环境污染、新冠大流行时代的我们形成了一种映照。20世纪以降，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乃至核威胁的人类，也开始迫切地重新审视现代文明之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这一时期的自然文学也呈现出从19世纪在自然中求索人类精神依托向以自然生态为关注中心的转向。学者程虹提出，从理念来看，20世纪自然文学首先放弃了文学中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而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土地伦理”。人与自然已不再彼此割裂，而是融为一体，彼此依存。

　　“土地伦理”是自然文学作家、生态学者利奥波德在1949的《沙乡年鉴》中提出的观念，他以“像山一样思考”为切入点，提出人类不应该只用金钱衡量土地、自然与荒野的价值，而是要将自然纳入人类的伦理学的视角，将土地视作与人密切相关的社区或同胞，以尊敬与友爱的态度来对待。利奥波德有一次在亚利桑那州山中听郊狼嚎叫，想到对山林中每一个生物而言，狼嗥有着不同的意味：对鹿而言，狼嗥是一声警报；对人类而言，狼嗥是潜在的危险或机遇；对树木而言，狼嗥只是血色将至的预言。猎人会认为杀死一只狼意味着鹿群增加，可是当利奥波德像山中万物一样倾听自然的声音时，他意识到生态并不是此消彼长这样简单，对于一座山或整个自然来说，平衡也许更加重要。像山一样思考，即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观念。

　　自20世纪60年代起，书写工业文明以及现代技术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少作家关切的议题。生态文学从书写荒野转向书写“毒物”成了一大趋势，美国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认为书写有毒物质反映的是后工业时代的残酷现实对文学的影响，“由广岛、长崎事件引发的环境大灾变远比冷战持续的时间更长久”。

　　蕾切尔·卡森是书写“毒物”的先驱，她出版于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就以实证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方法书写了人类滥用杀虫剂导致环境破坏，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环境的关注。通过实地考察DDT——一种曾用于医治疟疾的化学品，后作为杀虫剂使用——对鸟类、鱼类、植被以及人类自身产生的危害，呼吁人们停止使用杀虫剂，亦质疑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否合理：“是谁做出了决定，让这些毒物链开始启动，让死亡的波浪层层延展开来，就像鹅卵石在澄净的湖面上激起了一圏圈涟漪？……谁有权不经过民众同意就代替他们做出决定，认为一个没有虫鸣和鸟迹的世界更值得拥有？”

　　诞生于19世纪的生态学通常被划分为自然科学范畴，但《寂静的春天》一书则将生态学与伦理学、社会学和哲学联系在了一起。卡森提出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并非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而是共同享有同一个地球，这种共生的观念整体观念后来被生态学者以及环保人士吸收，发展出深层生态学，继而催生了美学上的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诞生与发展，树立的是以生态为中心的美学尺度，而这无疑是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冲击与颠覆。美学家曾繁仁指出，生态美学标志着从人类中心过渡到生态中心、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过渡到生态世界观，在方法上则是从主客二分过渡到有机整体。

　　从另一方面来看，生态中心主义招致的批评也并不难想象，很多人批评生态美学是“反人类”的，它将人类视作让地球生病的“病毒”，是一种不断扩张和转移的癌症。然而，无论是蕾切尔·卡森还是深层生态学的理论，都是将人类和自然视作统一整体出发的建构性观念，强调人与自然有同等价值，处于同一条相互联系的生态链上，而不是剥夺人的生存价值。

　　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提出连续内共生假说，即真核细胞是由一系列原始原核细胞通过共生进化而来，这是对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反叛，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无数指责与质疑，但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而逐渐为人接受。人与自然共生共享的“共生功能体”的概念在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和蕾切尔·卡森关于寂静春天的描绘中可以看到雏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政治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环境保护主义相关研究也是受到这些作品的启发而蓬勃发展，生态学和伦理学的相互嵌套，自然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被视作一张巨网，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编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