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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手笑沙鸥(86、文章实难逾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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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这种有话就说的文字,越来越模糊了文体意识,不太顾及章法。有人把它说成杂文,有人把它说成随笔。恕我鄙陋,杂文同随笔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我至今没有去翻书,也不想弄清楚。

    年轻时写过一些纯粹的散文,动笔脑子里就是语文课上学过的东西;想到的题目呢?总离不开故乡、母亲和童年。没写多久,就腻烦了,很没有意思。于是开始写小说。我只没有写过诗,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写诗“前科”的少。曾听人讲,写诗是最能锤炼语言的,写过诗的人写小说,语言要文学得多。我听着心里发虚,心想自己年轻时怎么没有写诗呢?都听人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我也许很早就老气横秋了。可转眼想想,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写诗,可是从小写到老啊!到底是古人修得了永葆青春之法,还是中国古时没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此深奥的课题,我这辈子是研究不透了。

    我只关心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有些人说的话是真是假,有些人做的事是对是错,有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写小说,也没有什么高明的主义,都是些普通人的寻常见识。常有评论家告诫小说家们,要有终极关怀之类。我知道这很重要,但我就是深刻不下去。深刻的作家多着哩,他们能者多劳吧。我想还是先关注滚滚红尘,先思考些浅近的事情。有时候觉得小说表现起来还不太直接,不太及时,不太有力,不太过瘾,就写些短章,把话挑明了说。我知道太直接地说话,很伤害文章的文学性,很为一些大师不屑。可我不是为讨好大师而写作,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大师毕竟是少数,我的小说少几个大师读,似乎也没什么关系,于我的版税损失更是大可忽略。何况,中国目前也只听说气功界有大师,文学界的大师谁也还没见过。

    我不是一个太愿听从将令的人,好在还没有谁命令过我写文章。当然,这要除却当年写过的公文。那是工作职责所在,只为稻梁谋。顾客让我做一个盘子,我绝不会给他做一个杯子。顾客其实是领导,我却是一直把领导当顾客,所以在官场是混不下去的。一直有人问,你好好的离开官场,难道从来不后悔吗?我想说的是:我在官场原来就不是好好的,而是非常的不好。也没挨打受骂的,只是心里憋得慌。话说回来,当年在官场里头待着,人家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也没觉得有什么为难。只是不堪回首,心想自己那么些年,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罚我回去再过那种日子,一天就会疯了去。如果人家让写什么就写什么,倒也相安无事;可我却是人家不让我写什么却写了什么,就是那些小说和杂文。于是,我离开了那个大院。

    曾经有段时间,某省有些报刊凡见我的名字,文章就发表不了。有位颇有见识的编辑,却约我写专栏。我因要出门旅行,临走时写了十几篇文章留给他。等我云游回来,竟然见我的文章都换了作者名字,那人叫做浦人。我问:浦人是谁?编辑说:你的第一篇文章出来,我们就接到电话了。可我实在舍不得那些文章,就给你起了个笔名发表。我至今记得,那篇文章就是《常识性困惑》。我新编集子《胡思乱想的日子》,又将这文章的题目改成了《逃离》。鲁迅那个时代,作家们为了逃避当局检查,只好不停地更换笔名。鲁迅先生用过的笔名,不是研究专家还真数不过来。凡是活着的人,时间都在往前走,未必只有我孤魂野鬼地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

    (,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为我的新旧短章小集.若买过,的朋友不必再买,有兴趣可站在书店翻翻新文章,因为多有重复篇目.)

    过了几年,风声似乎松动些了,这家报纸又约我写专栏。我对他们说:别再让我换着笔名发文章,大丈夫行不改名立不改姓!于是,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报纸上。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搭乘时间飞船重新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时为2003年。这一年的夏天,我在某地签名售书。一位老人递上厚厚一本剪报:请问这上面的浦人,就是您吗?我点头而笑。老人很是兴奋,说:您的文章,不论换什么名字,我都看得出来!我紧握了老人手,向他致以谢意。可老人又问:为什么要换名字呢?我就是冲着您的名字看书买书的!我没法同老人说什么,只能含混地笑。

    有时候又想,天下文章真是让前人都写尽了,何须今人劳神费力?读前人的书,发现我想说的很多话都无须再说,径直从书上抄来便行。很佩服周作人抄书的功夫,更深膺当年出版界的风尚。周作人抄书成文,居然可以发表!我只抄过一回书,就是把《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稍加翻译抄下来,竟然也发表了。刘锷笔下所见,我辈仍可见着,也难怪今人文章难逾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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