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讣告

　　本文译自《经济学人》，仅供学习交流之用；原文附在译文后，翻译上请多批评，越详细越好。

　　大江健三郎在东京的居所素朴、幽静。他家花园里种满红枫与玫瑰，妻子尤加利的画挂在墙上。客厅是他写作的地方，里面堆满了书。他坐在扶手椅上，用双膝顶着一块木板，将稿纸铺在上面写文章。客厅里还有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男人坐在旁边听音乐，把CD整理了一遍又一遍。此人天生斜视、头骨畸形，但是笑起来腼腆又可爱。大江时刻留意他，即便写作时也不松懈，一旦发现他癫痫发作，立刻上前帮忙。此人名唤希卡利，是大江的长子。

　　希卡利生于1963年，他的诞生是父亲人生中最大的难关。他出生时脑疝特别严重，像有两个脑袋。父母看到他的样子都很害怕。不动手术，他活不下来；可就算做了手术，他还是会有很严重的残疾。父亲进退两难，只能去外地旅行，躲到“另一个地平线”。

　　所谓躲到“另一个地平线”，其实是去广岛参加反对核武器的会议——多么诡异的缘分。大江在那里遇见二战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这些人面临的困境与他相似：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畸形，该不该冒险生育？是该自杀，还是该努力怀抱希望活下去？大江专门向医生寻求建议。医生也不知道这些人该怎么治，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治。但医者的本能认为，只要有痛苦就应该给予关怀。大江心里有了答案：他要带儿子回家。

　　这一决定对他的写作生涯也影响深远。大江的老家远在西南，是个林中村。农村口音，招风耳，还有那戴着眼镜像猫头鹰一样严肃的笑容，都注定了他不太可能引人瞩目。然而从东京大学毕业前，他已凭借小说《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他也因此成为耀眼的文学明星。《饲育》讲述一个日本男孩与一名美国黑人战俘之间的友谊，男孩称战俘为“很厉害的天外来客”。大学毕业后，大江在写作上一直苦寻出路。广岛之旅使他做出两个决定：为沉默者写作、发声；讲述令人不安的故事。

　　大江通过写来直面困境。他以残疾婴儿为起点，写了三个走向迥异的故事。在《个人的体验》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父母遗弃了孩子，又将其领回。而在《空中怪物阿贵》里，父亲不给孩子喂奶，而是喂食糖水；穿着白色病号服的孩子死后对父亲纠缠不已。希卡利在父亲的小说中以本名或化名轮番现身。大江坚称自己没有消费儿子的苦难，他是在理解、辨识这个沉默的孩子在自己人生中出现的意义。

　　日本国内有太多人的苦痛无处倾诉。大江用《广岛札记》记录了广岛人民的苦难，该书对核战恶果的描写尖锐如刀。他认为广岛人苦难的源泉不只是美国；日本入侵亚洲，本身也难辞其咎。他在各类文章中反复就朝鲜人、受迫劳动的工奴和“慰安妇”、战后合理赔偿等议题发声。他也哀叹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日本顺流而下，堕落成一片“享乐的荒原”。20世纪50年代带来了新希望，日本有机会和弱国站在一起，成为和平使者，在国际上重塑形象；然而这个国家还当自己是亚洲的主心骨，没有像大江那样充分利用自己的边缘地位。

　　日本民族主义的复兴令大江忧心不已。二战时他还是小学生，曾发誓毫无保留地效忠天皇：只要天皇下令，“我可以死，我愿意剖腹自尽”。日本投降时，他惊诧于天皇的声音：原来他不是什么神妙的白鸟，原来伟人也是人。他对天皇的狂热信仰很快消解了，不过这种信仰在日本国内仍未断绝。民主需要捍卫，1994年大江身体力行，拒绝领受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因为他不承认天皇的权威。

　　与此同时，战后日本宪法的道德支柱——永久和平原则——因集体自卫思想而遭受威胁。2004年，大江与伙伴联合创立“九条会”，以抵制一切淡化和平条款、赞同国家暴力的行为。那时他抗议战争已经40年，在日本内外都参加过游行。他的书有多知名，他在政治上的牛虻式行动主义就有多知名，而且他乐此不疲。大江感觉自己的工作性质跟小丑差不多，只不过他非常严肃认真地谈论人间悲苦。

　　大江的文学作品也受到右翼攻击。他的小说果敢而强悍，受拉伯雷、叶芝、但丁、奥登和奥威尔影响很深。书中不乏污秽丑陋、色情暴力的情节，甚至描绘了美国对日本的“性虐”。他笔下的世界极为粗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主人公蜜三郎将瞎掉的右眼当作警卫，“永远守住我头脑中的黑暗，那弥漫着血腥的黑暗”。蜜三郎冷酷地描述酒鬼妻子：“油汪汪的上嘴唇满是汗滴”，臭得像狗嘴里流出的涎水；“皮肤的水坝受刑崩溃”，仿佛一具腐尸。这本书一路追随主人公从绝望的烂泥境地中拔出脚，走到兄弟和解的时刻，并最终走向了人生的“期待”。正是这样饱含希望、由个人走向普遍的主题，使他夺得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