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停，绿灯行：浅析黄建新早期电影转型

　　中国电影史作业，感觉是我所有垃圾的专业课里分最高的一个了，于是摆出来晒晒（水分略多）orz

　　一、作者概述

　　黄建新，一个“第五代”导演中低调又略显异类的存在。

　　“***”后，高考制度重新建立，各种文艺思潮再次开始解放着涌动，“第五代”导演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着手开启了他们自己的探索与建构电影语言之路，他们标新立异，怀着创新的勇气与热情，但在主题与思想上，诸如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多将关注点放置在“寻根”“伤痕”等民族历史的宏大图景之上，对周遭现实缺乏同等的体察，但作为当时反思、内省自身民族本根性的主要思潮，他们仍然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复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前述导演在拍摄主题内容上有很大不同的是，黄建新在“85年新潮”的先锋思潮之中，将视线投放在中国八十年代里城市生活的各个面向，以冷峻而犀利的目光审视当时社会运转机制上的问题与人情冷暖，使城市命题重焕生机，而不仅仅徘徊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工人阶级议题，知识分子成为其早期影片中反复讨论的主体。戴锦华曾写道：“除却1993 年的新作《五魁》，黄建新作品始终在充当着当代都市生活的目击者与记录者。怀着一份盎然的兴味、深切的关怀与不无痛楚的思索，黄建新颇为敏锐地注视着激变中的大陆中国都市，观照着参与变革而又经历‘水士不服’、躁动与诱惑的人们。事实上，在第五代渐次扩张的名单里，只有黄建新最为深切、最为执着地下潜于，间或迷失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潮沙之中。〞

　　虽然在千禧年之后，黄建新逐渐转向监制行当与主旋律拍摄，但其早期作品的思想性、创新性与人文关怀仍然值得关注，他仍然是当年那个真正的时代之子，一个过去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本文将着重探讨黄建新导演早期电影的转型。即在黑色幽默风格延续的前提下，其“先锋三部曲”与“城市三部曲”关于视听风格、剧本构建的异同。

　　八十年代的“先锋三部曲”即《黑炮事件》（1985）《错位》（1986）《轮回》（1988）；九十年代的“城市三部曲”即《站直啰，别趴下》（1993）《背靠背，脸对脸》（1984）《红灯停，绿灯行》（1996）。

　　二、镜头语言：从现代到现实

　　在“先锋三部曲”中，可以明确地注意到，导演在呈现影片视觉效果和人物表演上的“超现实”倾向，即孕育着一种反叛自然、城市危机的现代主义风格，在这种现代主义语境下（由于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影片的色彩、装置、表演抽离出了具体情景，而以一种与日常生活产生撕裂的“怪异”表现。

　　例如《黑炮事件》中领导开会时背景巨大的白色装饰钟，而领导们亦穿着纯白服装，这些以极端方式表现的色彩，以极度鲜明的姿态向观众传达：色彩逃逸出寻常，它必然象征着某种所指。在此处，不切实际的挂钟装置指向“开会”这件规定事项不过是形同虚设、虚张声势；而白衣服装则表明官僚体制的僵硬与思想统一，也说明官僚群体对有着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工程师赵书信）的无声压迫。当这群刻板的领导迈着大幅度的步子一本正经地向前走动时，在视觉效果上却丝毫没有前进，如此便以表演上的机械暗喻干部班子不干实事之现状。除此之外，副书记仿佛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官腔姿势也是一种陈腐的象征。

　　黄建新在色彩方面的强化运用上极具西方现代主义风格，他在《新京报》纪念安东尼奥尼的版面上明确地说：“我最早拍电影的时候，在色彩上刻意赋予的强制性就是因为安东尼奥尼的作品在色彩上独树一帜。他让我意识到色彩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电影语言。”然而，这种使用强烈鲜明的色彩来表意叙事的方式，与其他第五代导演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在张艺谋《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生猛的红色与生命的原始动力、情欲相挂钩，这种色彩的运用仍然是以更大程度的渲染情绪为目的，根本上是仍然附着于人物、环境等现实基调之上的间接手段；而在黄建新《错位》中，局长赵书信开场梦幻的红色泡影以及机器人赵书信在地下室打架时的鲜红色亮灯，与情节本身并无直接挂钩，甚至可以说与现实脱节，在这里，色彩作为一种特异的叙述语言，揭示主人公身处其中的虚幻迷蒙之感，即以红色这种色彩之本身提供价值意义。

　　“先锋三部曲”的先锋性、前卫性、探索性在镜头语言上的体现格外突出，而充满隐喻象征性的视听语言的出色运用，使得黄建新早期的城市电影成为某种 “城市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