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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 (第5节))(4)



    ①夕阳的一抹斜照即时使我回想到以我还从未想到过的一个时期。那时我还年幼,莱奥妮姨妈发烧,贝斯比埃医生怕她得的是伤寒,所以他们让我到教堂广场欧拉莉的小房间去暂住一星期。那个房间只有就地铺了一领草席,窗户上挂着薄纱窗帘,在阳光里老是飒飒作响,叫我好不习惯。看到对旧时女仆的那个小房间的回忆陡然为我过去的生活增添了和余者如此不同、如此美妙的广阔疆域,对比之下,我想到,在最最阔绰的豪门府邸中度过的最最奢华的喜庆佳节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的印象的微不足道。欧拉莉的那个房间其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毗领旱桥,晚上听得到猫头鹰叫般的火车嘶鸣。不过,由于时期象猛犸这样的野兽横冲直撞中发出的吼叫那样——作者注。

    这样,我已能得到结论,即我们在艺术作品面前无丝毫自由,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然而,鉴于它先我们而存在,还因为它既是必须的又是隐蔽的,所以我们得去发现它,就象为发现一条自然法则那样去做。然而,艺术能够使我们做到的这个发现,实际上不正是对我们最应珍贵的东西的发现吗?这种东西在通常情况下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我们真正的生活,如我们已感觉到了那样的现实,它同我们所以为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当一次巧合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回忆时,我们心里会充满如此巨大的幸福感。即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虚假使我对以上看法深信不疑,要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养成习惯,总爱给自己所感觉到东西一个如此不达意的习语,并且时隔不久还把这个习语即当作现实本身的话,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还不会是那么谎话连篇。我感到自己大可不必拘泥于曾有一时使我心烦意乱的各种文学理论——尤其是在德雷福斯案件那段时期的评论界得到发展、战争期间卷土重来、主张“使艺术家走出象牙塔”、论述既非无意义又不多愁善感的主题的那些理论,它们要艺术家描绘宏大的工人运动,并且,在缺少人群的情况下,至少别去写那些毫无可取之处的浪子(布洛克说:“说实话,描写那些废物的作品引不大起我的兴趣”),而要写崇高的知识分子,或者英雄。况且,即在就这些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探讨之前,我就已经觉得能在它们的拥护者身上找到说明它们低劣的证据,就象一个确实有良好教养的孩子被派去一家人家做客吃午饭,听到那家人家的人说:“我们毫不隐讳,我们心直口快”时觉得这种思想品德实在不如什么都不说才是不折不扣的德行。真正的艺术用不着那么多的声明,它在默默中完成。再者,这些理论的倡导者运用完全现成的习熟语,特象他们所贬斥的低能儿使用的习熟语。而且也许,从美学类型进行估计还不如从言语优劣去判断智力和精神的成就达到了什么程度为好。可是理论家们却相反地认为大可不必为这种言语的优劣而费心①,那些赞赏理论家的人们则轻松地认为言语的优劣并不能说明作品具有重大的智力价值,为了鉴别真伪,他们需要看到这种价值被直接地表示出来,他们并不从形象的美进行归纳,撰写智力作品对作家的诱惑力便明显地来自于此。不堪粗俗。一部写有理论条条的作品就象一件保留着标价牌的物品。每当我们没有力量强制自己使某个印象通过最终导向它的固定和表现的各个连续状态的时候,我们便进行推理,也就是思维的游弋。我现在明白了,需要表现的现实并不存在于主体的外表,而在于与这个外表关系不大的一定深度,就如那汤匙碰击在碟子上的声音、餐巾浆硬的触感所象征的,对我精神上的更新而言,它们比那么多次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交谈还要珍贵。当时我听到有人说:“不再要文笔,不再要文学,要生活!可以想象,自大战以来,就连诺布瓦先生反对“笛子演奏者”那样简单的论说都得以东山再起、如此兴旺发达,因为,所有缺乏艺术感,也就是不知道服从内心现实的人都可以具有对艺术没完没了地进行推理的能力。而且,只要他们稍稍沾点外交官或金融家的边,介入了现时的“实际”,他们便乐于认为文学是一种将逐渐趋于淘汰的精神游戏。有的人希望小说是事物的一种电影式的展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再也没有比这样的电影式的视界更会离我们所感知的现实而远去的东西了——

    ①研究性格法则也一样,用严肃的或者毫无价值的主题都能够进行,就象解剖实验室助手在低能儿的尸体或天才尸体上都能研究解剖规律、重大的精神区别,——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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