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童年

    当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父亲的第一房太太，把两个哥哥和我抚养长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我们作为她的继子女，只得亲切地叫她甜妈。我所缺失的感情，都应归咎于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的亲生母亲。

    对于甜妈来说，如果她不坚持要我父亲娶妾，以避免家族断了香火，那么她可能会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妈总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这样的安排，根本不是。”

    命中注定，甜妈不能生育。

    在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她就得了皮肤斑病，也许是麻疹或水痘，但没有天花那样严重。病发后她常痛哭，因而阻断了身体热量的源泉，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孕育胎儿。相反，有多余的热量从体内发出，致使脸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一次又一次，我们惊叹，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这样的报应。

    “我犯了什么小错误，要承受这样大的惩罚呢？”她哭着抱怨，脸上的痘痘更鲜红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别人的孽种（指我的哥哥们和我）。”

    她一吃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比如没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别人挖苦，脸上就会冒出油渍，看上去像外国的地图。“你知道印度在哪里吗？”我们会问她，同时硬憋着不使自己笑出来。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劲挠痒，不断地抱怨，说我母亲把我生得这么难看。她把眉毛都挠没了，在不画眉的时候，就像头顶受戒的尼姑似的。不过与尼姑不同，她总是怒气冲冲。

    这就是甜妈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用尖尖的手指挠光秃秃的眉毛，同时还在不停地闲扯。我的哥哥们曾想逃出她的手掌。他们对她的影响有免疫力，对她报以不屑和轻蔑。因此，她的矛头都是对准我的。

    “我告诉你，”甜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听了我的话，你再听到别人这样说，就不会受打击了。”

    然后，她再一次告诉我，我的妈妈和我长得一样矮，但不像我这样矮胖，我的妈妈十六岁时只有七十斤，那时我的父亲把她骗到手做小妾。

    甜妈不断说我母亲的坏话：“她虽然可怜，但实在太贪婪了，吃太多的东西，太易激动，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满地板打滚，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来。还有，她睡得太多，还整天打哈欠。睡得太多，骨头就软了。所以，她才会像离开了水的海参那样虚脱。”

    战争时期，猪肉价钱涨了三倍，甜妈常常宣称：“虽然我们有足够的钱，但我吃一点点肉就满足了，只是尝尝味道，一周绝不超过一次。但是你妈妈活着时，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样，随时准备扑向任何死肉。”

    甜妈说作为一个端庄的妇人，对饮食和享乐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应该成为家庭负担。甜妈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知道这一点。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马斯南路上的三层都铎式楼房。

    虽然这里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样高档——别墅加上宽阔的花园、棒球坪、小马车。但我们毕竟也是大户人家，房子看上去还是很气派的，甚至比现在旧金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还要好呢。

    我父亲的家族世代经营一个棉花加工厂和诚信商场仓库，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创建的。它可能不如诚信百货商店有名，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类价格商品中质量最好，我父亲所有的外国客户都这么说。

    他是典型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家庭中绝对遵循传统，在商业和外面的世界里又完全现代。他离开家门后，就进入另一个王国，宛如一条变色龙。必要的时候，他还会讲外国语言，口音绝对正宗——专门请了家庭教师教过。因为口音能区分阶级，他的英语是牛津口音，法语是右岸口音，德语是柏林口音。他还懂拉丁语和一点满语，所有文学经典都有满译本。他的头发柔顺地往后梳，抹了油而充满光泽，他吸过滤嘴香烟，谈论的话题范围极广，像谜语一样。他对生理学和烹饪也感兴趣，这当然是源于中国人的美食传统。他能对凡尔赛宫高谈阔论，也能将但丁的《神曲·炼狱》和中国的《红楼梦》作比较。回家后，他就切换回另一个他，埋头读很多旧书，但很少说话，几乎一动不动。因为在这个房子里，他的女人尊敬他，对他服侍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