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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以后的足球赛(2)



  “大洼村的人做竹枪,可熟练了!”就这一句话,竟使得以村长为首的村中元老全都大发雷霆。结果,村长跑到城里抗议一番,终于把那小官吏撤换了事。便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震怒,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转变,使得一向驯顺的乡村元老竟能胜利地反抗了县府的强权。对山脚孩子来说,这中间自然带了种莫测的秘密。那时我还是孩子,我的母亲,就跟在梦里一样,对斧子之类所有的利器一律怕得要死。她带着我,和山脚的大人们一起,到竹林里去。在那个早晨,身边竹子刺耳的破裂声和记忆中村里大人们的狂怒重叠在一起,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威胁。直到战后,在上社会课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介绍,那老师一再强调说,农民们的武器是用竹子砍成的竹枪,我这才算明白,战时村长他们何以如此愤愤不平。在战争中间,一想起那次大暴动,山脚所有的人便都觉得承受着一种耻辱,而那片竹林,便是万延元年暴动最为明显的证据。而今,山脚的人们再次被驱赶出来,要砍同样的竹,削同样的尖。那官吏的话重新激起了他们的耻辱,他们自然不能够听之任之。先辈们砍竹是要反叛现存体制,而以此为耻的村长一伙儿人却希望顺应潮流,他们可是效命国家,才把竹子削得尖尖的。他们希望从自己身上,将万延元年的阴影扶除得干干净净。

  梦里母亲说过的话,我曾经真的听到过,事隔二十多年,它又重现在我耳畔。父亲死后,大哥大学一毕业就入了伍,S兄也要报考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母亲怅然久之,竟得上了被害妄想狂症。总是喋喋不休,山脚那伙人要来袭击我们家,拆房放火。她还说,只要见到有人来袭击,马上就得跑到仓房去,关上门,这必须经常训练才行。我对此颇不以为然,于是,母亲便告诉我,在万延元年那会儿我家遭到了怎样的暴行,拼命要让她年幼的儿子能够理解她的恐惧。

  母亲认为,万延元年的暴动,乃是源自于山脚农民无厌的贪婪欲望和强烈的依赖心理。母亲告诉我们说:原来,藩主在流经山脚的河流注入濑户内海的地方建有一座石头城堡。农民们向那藩主求取“拜借银”却遭到了拒绝。此时,大户根所家把同样数量的钱借给了农民,可农民们却以“贷付利银”和“租地利米”太高为由,去竹林砍来竹枪,先就袭击了根所家,拆除、烧毁了上房。然后,他们又去袭击山脚酿造房的酒库,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还沿途攻击富家大户,网罗暴徒,径自挺进到海边的城里。要不是曾祖父带了那条从高知运来的枪,据守仓房开枪抵御,怕是连仓房也要叫这群暴徒攻占了。至于曾祖父的弟弟,他成了被山脚狡猾的农民煽动起来的那群小伙子的中心人物,还妄称整个山脚的“首领”。他们先是前去交涉“拜借银”,一经失败,便立刻变成了暴徒们的头目,站到了暴动的前面。从根所家内部看,他既然将自己的家也要拆除烧毁,可见他活脱脱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而我的父亲,偏要到中国干一种不可思议的工作,破了财,丢了命,可见他是继承了家族里这种疯狂的血脉。尽管大哥读完法学系找到了工作却又参了军这不是出于自愿,应另当别论,可是S兄却是心甘情愿地报考预科学校的,八成通过父亲,他的身上也流有了与曾祖父弟弟一样的血液了吧。“他真不是我的儿子!”母亲这样说道。

  “可你的曾祖父真是好样的!暴徒们只有竹枪,可他倒把步枪准备好了。他盖的仓房,打也打不坏,烧也烧不掉,他就在二层楼上往外边打枪!蜜三郎、鹰四,你们哪个能像你们曾祖父似地啊!”

  这话里的教育意味简直太强了。只要我默不作声,母亲就会执拗地唠叨个没完;可要是我迫不得已,说一声我会的,母亲便会还我个满腹狐疑的冷笑,然后闭上嘴不再说话了。

  有一位老教师与我有过书信往来,他是一个乡土史学家。谈及暴动原因,他对我母亲的意见不置可否。他这人总是持有科学态度,强调在万延元年前后,不光在本地,整个爱媛县到处都有各色暴动,将这些力量和取向综合为一的向量,便是维新。他指出,本藩唯一特殊的事件,乃是万延元年的十几年以前,藩主临时兼任寺社奉行官,结果把该藩的治理引向了邪路。自此以来,便向城乡的土豪征收叫做“万人讲”的日钱,向农民征收“奉献米”,再征收“追加奉献米”。在书信的末尾,这位乡土史学家引用了一节他收集的资料,说:“夫阴穷则阳复。阳穷则阴生,天地循环往返,无不流变。人唯万物灵长,苟治政失宜,民穷时蹶,变故岂不生哉!”这革命的启蒙主义挟着一种力量。我倒是无所谓,可鹰四的情感却受到了相当的激励。正如妻子所说,要不是那退休在家的乡土史学家得了癌症、心脏病什么的,鹰四八成应该去见见他。而我呢,梦中也罢,醒来也罢,我终究不会加入暴徒的一伙,纵然躲到仓房,也不会用步枪开仗。我就是这样一种宁愿恪守精神的人,所以我不会与暴动发生任何关系。可是鹰四,他的人生目标则与我全然相反,至少在我的梦里,这种希望已经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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