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梁启超曾批评“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独推重《史记》的“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就是表现其理想、是非与褒贬。他虽守着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自称“述故事，整齐其列传，非所谓作”，但在史料的选择、编排上颇费苦心，故能成一家之言。这可以在《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中得到全面体现。 茅坤曾云：“（李广）乃最名将，而最无功”，然而在《史记》中，他却独受重视。 《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录了“其（卫青）裨将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而独“为裨将者曰李广，自有传”。程不识与李广经历及地位均相当，但程不识只附于《李传》中简单提及其生平，与李广单独立传有天壤之别。 《史记》所载历代良将大都在篇题中直书其名，即使传主曾被封侯拜官，而以封号爵位为篇名，也在传文开首直呼姓名。李广官不过前将军，而得传名《李将军列传》，且在传首被司马迁称为“李将军广者”，可见作者对其敬重有加。 李广与卫青都与匈奴作战，李广作为裨将，其传在《匈奴列传》之前，而卫青作为大将，其传反在《匈奴列传》之后，可见司马迁对两者的褒贬。 司马迁对李广如此青睐，有几层原因。究其最表层原因，或说司马迁能够也已经通过文字传达的，是他写作《史记》列传的总意旨。 司马迁自称他的这部著作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对人生的理解（天人之际）又在社会总结（古今之变）之先。并说要为“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立传，可见《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推崇人格美。《太史公自序》作《史记》篇目提要中云：“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这指明了司马迁为李广作传是因其仁、勇的为人，这与“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的徒为其战功大不相同。 司马迁曾在《报任少卿书》中表明他所推崇的人格美：“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李广作为武将，“善射”且“专以射为戏，竟死”，并依靠善射屡屡解困克敌，全赖“修身”之功；治军既宽缓不苟，又廉洁奉公，“得赏赐皆分麾下，饮食与士共之”，颇得“爱施之仁”、“取予之义”；杀霸陵尉，宁死不愿复对刀笔吏，有耻辱心，故有以寡陷众而不乱之“勇”；文帝为之哀，公孙昆邪为之泣，单于素闻其贤，“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立名于天下久矣。李广身兼五善，正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人格，难怪传末一连串赞词，无一字涉及其它。司马迁写《卫将军骠骑列传》，是因为卫青、霍去病的军功，而对于他们的为人，司马迁认为足可列入《佞幸列传》，只配列于《李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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