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黑牡丹”

更新时间:2014-12-29 本书阅读量:次

康梅公社发动农民们大种蘑菇、香菇、草菇、白木耳等高等真菌，成了远近闻名的“食用菌之乡”，但农民们的经济效益并不太好，主要是单位产量不高，有几个种植户来古镇找我，希望我帮他们想办法提高产量。我建议他们生产“蛋白胨”，方法是我在几年前的一个实验成果，原料是理发店每天扫的垃圾——头发屑和屠宰场的垃圾——猪毛，用磷酸水解生产，因为原料几乎不花钱就可以得到，所以生产成本很低。
康梅化工厂采用我这个方法到各地收购人发和猪毛，生产的蛋白胨用于各种食用菌“根外施肥”，效果极好，产量增加一倍以上，而增加的成本只是一点点，因为这种蛋白胨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后来我又建议康梅化工厂用人发和猪毛生产各种氨基酸，销售全国各地，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再后来又用这氨基酸生产“美拉德产物”作为饲料香精的添加剂，这都是后话。
中央电视台来到古镇，拍摄了一些有关芦荟的景物，准备在央视的几个节目里播放。摄制组住在古镇的一家招待所里。有一天，我们公司一个员工的祖母去世，这老人家高寿，而且德高望重，她的亲戚朋友遍布全镇。按这里的惯例，丧礼举办的非常热闹，送葬的队伍排了几公里长——前面是几百个单位的花圈，一个花圈要两个人抬着；接着是乐队，吹拉弹唱、东西方管弦乐、南音清唱应有尽有，包括歌仔戏《五子哭墓》及《梁祝》里英台哭山伯的一段戏——“十八拜”；然后是摩托车队、汽车队；后面才是十六人抬的棺材和紧跟着步行的送葬亲友。摄制组人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世面”，请我们公司的员工们帮忙，让他们爬上街边的骑楼，从各个角度、各个路段把这壮观、冗长、喧闹的场面拍了下来。
过了以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播放了“芦荟和它的知音”。在后面的节目里出现了一个专题报道——“不该有的浪费”，把古镇的一个老人的丧礼全过程展现给世人欣赏、评判，央视的解说词明显是批判这种行为的，说“人死了，亲人哭一哭，烧掉就行了，没必要这么折腾，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我刚刚看完这个视频，马上接到市政府办公室一个来电，说“你们也太无法无天了！央视来拍片为什么没有报告我们？而且还让他们做了我们的反宣传？！”
我说：“中央级的媒体到我这里做报道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没有必要每一次都麻烦你们吧？至于他们顺便拍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风俗习惯也没有什么不妥，我哪知道他们的想法呢？这里的丧礼不是自古以来都这样办吗？不然为什么有那么一句俗语‘生要生在苏杭二州，死要死在福建泉州’呢？”
过了几天，省、市、县政府派来了一个“调查组”来到古镇，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不知做啥用途。但我很快就接到市文明办的通知，罚我们十万元，说是我们“给市政府抹黑”，要我们“以此为戒”。看到白纸黑字的罚款通知单，我真是哭笑不得。心想：也好，今后我如果写一本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题材。
《官场现形记》还没有写，我倒是想折腾一下电影或电视剧了——我根据民间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本《追拿黑牡丹》，说的是当年武则天在寒冬腊月时下令百花齐放，独牡丹不放，武氏火烧牡丹，红、绿、黄、白牡丹都开花了，就黑牡丹逃往闽南的故事，里面穿插着不少当时时髦的武打情节，发表在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刊物《芳草地》里，没想到被上海的一个导演看上要拍成连续剧，邀请那个时候红得发紫的明星潘虹来当主角。潘虹答应了，来到我家“体验闽南人的生活”，我妈妈一看到潘虹就认出来叫她“杜十娘”。
后来潘虹与米加山闹离婚，去美国住了两年，这个电视剧没有拍成。
我编写了厂歌歌词《黑牡丹之歌》：
黑牡丹，黑牡丹，
盛开在闽南，
你用美丽的画笔，
描绘生命的春天。

黑牡丹，黑牡丹，
绽放在心坎，
你用青春的旋律，
谱写爱情的诗篇。
自己谱了一个曲子，觉得不太满意，请省文联的十几位作曲家帮忙谱曲。作曲家们谱好了以后，建议来个竞赛，看谁谱得最好。于是我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欢晚会，把作曲家们都请来当评委，《追拿黑牡丹》的片段也由省歌舞团的两位著名演员排练后在晚会上演出，我谱写的曲子作为主旋律贯穿于舞剧始终，深受好评。
我还编写了一个相声剧本《说黑道白》，其实是潜移默化地为“黑牡丹”做广告，自己上台演出，说、唱、逗、演样样来，台下的观众和省、市文联专程来看演出的表演艺术家们笑得直不起腰杆，嘴都合不拢了，直呼“过瘾”！
演出是在古镇影剧院里举办的，全镇市民都想观看，由于座位有限，只能发邀请卷。邮电局里一个年轻人打电话向我要邀请卷，我说：“这事是×××在办，你找他吧。”
那位年轻人不高兴了，说了一句：“不给我票，走着瞧！”
果然演出后第二天，工厂的电话不响了——明显是这个年轻人在“报复”。求人、请人，忙了一星期电话才又“接通”了，工厂损失惨重。
我爸爸以前开照相馆时雇用的“小伙计”高庆杰从供销社退休，不想呆在家里，就来找我要个工作。我安排他在厂里当仓管员，成了我的“老伙计”。他一生诚恳谨慎，做事有条有理，跟古镇里所有的人都拈亲带故，俨然是工厂的“老管家”。以后再出现类似“电话不通”这种事都有他去找人协商解决了。
邮电、交通、信息的闭塞严重制约着工厂的发展，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农村集镇，要出一个全国性的“名牌产品”谈何容易！一个电话有时候打三天不一定会打得进来；加急信件也要七八天才能送到，而且常常被邮递员“不小心弄丢了”；货物托运到火车站有时候要十几天，然后又在火车站排队等发运；偶尔来一场暴雨把路、桥冲垮了这一带的工厂就得停止运转好长时间……
有一次我在省城，有急事要打电话给厂里，到了邮电局门口，看到要打长途电话的人群排了一公里长，我跟在队伍里排了两个多小时，好像没有走动的样子。叫人帮我“看着位子”，我到柜台前看到一个年轻人把唯一的话筒放在耳边，正在跟谁聊天。我听了十几分钟，都是：“你吃了吗？”、“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吃了？”全是废话。旁边排队的人们等的不耐烦，一再叫他“有话快点说！”他不理会，还是我行我素继续聊天。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对他下了最后通牒：“再啰嗦三分钟就打断你的狗腿！”才把他轰走了。
城里开始有了“程控电话”，我很想在工厂里也安上这种先进的通讯工具，到市邮电局询问才知道：我必须自掏腰包出几十万元买电线杆、电线等等然后他们再安排人来架设、安装——我只能耐心再等几年让程控电话通到古镇才能享受到这种“现代化”装备了。
省青年联合会突然通知我到北京参加由国家科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授奖大会”，而且让我连夜“补办”“市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和“省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到了北京，住在西郊一个非常高级的宾馆里，原定第二天开会，结果夜里下了鹅毛大雪，据说北京已经几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起床看到壮观的雪景，主办者说会议改为明天召开，今天用几辆大巴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玩。一到广场，所有人都像小孩子一样堆起雪人，打起雪仗，玩得不亦乐乎，忘了来京的目的了。
第三天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委主任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讲完话后，该“标兵代表”们讲话了，说好一人只讲半个小时，不知怎么的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上台讲了自己的经历和芦荟的神奇作用，台下的人们听得如痴如醉，而我竟然忘乎所以讲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人提醒我“注意掌握时间”。
会后国家科委一位办公室主任对我说：“这一次各地‘推选’出七百多位‘青年星火带头人’，再由这七百多人推出一百人当‘标兵’，结果送到科委的一百人名单竟都是各地的团委书记，我们觉得不妥，后来保留了七十几个，总算有二十几个跟‘星火计划’的工作有些关系。我详细看过这二十几个人的业绩，只有你确确实实有创新意识，也有创新成绩，所以把你推上第一个。”
我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省青年联合会常委、市青年联合会常委，县青年联合会常委。有趣的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竟然连团员都不是，各地共青团的重大活动都请我上主席台，有时候甚至让我“主持”共青团的一些活动，弄得我哭笑不得。
有个台湾人叫陈杰，比我大两岁，属虎的，在东南亚各地做香水、化妆品生意，小有名气，偷偷地从菲律宾转到香港进入大陆，同我谈“合作”的事，我同他去广州“看市场”，买了票准备上火车去深圳时，列车员要看每个人的证件，陈杰“不小心”掏出两个护照，列车员看到其中有一本是“中华民国”的，赶快叫列车长过来“处理”。
列车长把我和陈杰两人带到挤满了人的车厢里，叫两个坐得好好的乘客站起来让我们坐。我看到那两个“被让座”的乘客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就拉着陈杰去餐厅吃饭，把座位让给他们。在餐厅外排队的时候，列车长又来了，硬是带我们两人挤进餐车中间，又把两个正在吃饭的乘客赶走，说是要“接待台湾同胞”，我又拉着陈杰跑了。
陈杰说：“我们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是‘同胞’，还要‘热情接待’，我真是受宠若惊了。”我说：“你受宠若惊，我可是如坐针毡。”
我又同他到厦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西安等地，一路上顺便游山玩水，谈古论今，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有一次在厦门的一家菜馆里吃饭，我们点了米饭和两碟菜，一荤一素，店员动员我们再要一个汤或者来个炖罐，我们说“不用了”，于是店员主动给我们送来两碗清汤，两杯可乐。店里面老板走出来用闽南话训斥店员说：“人家又没有要，你送他们干什么？”店员自言自语：“我是按规定送的。”
陈杰说：“这事要是在台湾就不会发生。”
吃完饭，结账以后我用闽南话对那店员说：“你的长相不错，以后你会成为老板，而你现在的老板将来会成为你的伙计。”
还有一次我们俩在一个小摊上吃早餐，陈杰刚说了一句闽南话，小摊老板就对他说：“你是台中人，小时候住在鹿港附近，你爷爷应该是从龙溪去的台湾。”陈杰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猜得这么准？！幸亏我不是国民党特务，否则早就被你们抓起来了！”
在北京，我们在一家小菜馆里吃了水饺，出门后看到这家菜馆的跑堂在隔壁菜馆里吃水饺。陈杰很好奇，就问那跑堂：“你为什么不吃自己店里的水饺却跑到这里来吃？”答曰：“我们店里的水饺不好吃又不卫生，这家店里的水饺又好吃又卫生。”陈杰听了差点把刚才吃的东西吐出来！
几乎每一次游览“古迹”的时候，导游人员总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怎么壮观，怎么好看，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破四旧”时被毁坏了，现在正准备修葺云云。同样的话听了几次以后，陈杰突然问我：“这‘红卫兵’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都破坏了？他们都是青面獠牙吧？”
我盯着陈杰的脸一板一眼地说：“你要是生长在大陆的话，按你的性格，那时候肯定也是红卫兵，而且肯定还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陈杰怔住了半天，然后自言自语道：“我会打砸抢？我也是青面獠牙？”
几年后的一天夜里，陈杰又打电话对我说：“我会是红卫兵头头吗？我是青面獠牙的坏人吗？”
全国开始发放身份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户口”，找到乐东公社，公社文书找了半天才对我说：“你的户口早已迁到古镇成为‘居民’了。”
我又找古镇派出所，所长找了半天才说：“你的户口不在我们这里，也许在公社干部的‘大户口本’里，你去找找看。”
我又找到公社管户口的人，把“大户口本”翻烂了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在夹缝中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1952年退休，注销”的字样——就是说我刚出生就“退休、注销”了。
原来公社的干部们每年有许多“特殊供应”、“补贴”、“津贴”，这些特权据说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干部们把它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当官的象征”，也是向别人炫耀的本钱，没有人傻到不要的。我从来没有来“享受”过这些特权，管户口的人员干脆把我“注销”了。
陈丽揶揄我说：“你不是说户籍制度是两千多年前秦国商鞅变法的产物，早就应该废除了；还经常嘲笑那些‘花半辈子的努力实现农转非，以后再花半辈子的努力实现非转农’的亲戚朋友，现在尝到没有户口的苦头了吧？”
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出生”了一回，几番周折才算办好了身份证——要不是出差时住宾馆需要这个证件，我干脆也不想要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