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齐办厂

更新时间:2014-12-29 本书阅读量:次

同学告诉我黄丹萍的爸爸调动到县二中教英语，他们全家租借在中学外面一个农户家里。又听说丹萍已经嫁给一个香港的阔佬，那阔佬是个吃喝玩乐嫖赌饮五毒俱全的家伙，结婚不到一个月就露出真面目，每次喝了酒或者赌输了钱就回家打丹萍出气，丹萍有几次自杀未遂，每一次都被人抢救过来了。
我连夜去到黄家，先到黄老师的房间里向黄老师道歉：“老师，我非常对不起您，写了您的大字报，给您带来灾难了。”
黄老师说：“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也许老师真的忘记了，也许他故意不提这事，但我还是要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忏悔，不管有什么理由，我都不应该写您的大字报。”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
我稍稍放心，就问师母：“丹萍呢？”
师母说：“她刚好也在。最近情绪很不好，你去劝劝她吧。”
我到丹萍的卧室里，看到她显得很憔悴，脸色苍白，我搜肠刮肚地想找些话同她聊聊，却好几次张口了还是说不出来。丹萍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看得我心发慌。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静静地坐了很久，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走了，你保重！”
丹萍嘴巴动了一下，又抛下一句：“我恨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丹萍。
国人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是偶然的，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断言：中国的**运动始于地震——1966年的邢台地震，“也将终结于地震”。果然不假——唐山地震的第二天侯“司令”说他昨夜偷听“美国之音”，说是那位**的发动者在地震时由于“受到惊吓”，在“极度的恐惧”下呜呼哀哉死了，中央政治局开紧急会议决定暂不公开，待地震事情办妥了再公布。于是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报纸上报道唐山地震的每一次“进展”，有一天看到《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大标题是“唐山人民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夺取抗震救灾的伟大顺利！”侯说，快了快了。又过了几天，电台里响起哀乐，我们马上断定“美国之音”的预言应验了！
在全国“哀悼”期间，我同陈丽到厦门，路过泉州时，在大街上一群小混混穿着黑衣服，带着黑袖章，只要见到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就上前去，指责她们“为什么不带黑袖章？”“为什么不穿黑衣服？”“为什么胸前没有小白花？”“为什么还有心思逛街？”等等，乘机调戏、侮辱女孩子，那些女孩子被他们吓得哭了。
我很气愤，说：“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这样无法无天！”
陈丽劝我算了，不理他们。
因为陈丽，也因为要赶时间去乘车，否则那天肯定要“出事”。
我不想参加任何“悼念”活动，就躲到一个偏僻的农村，但还是看到“贫下中农”们被集中到大队部，“呜呜呜”地哭个不停，好像真死了老爹一样。我问一个老农：“你们真的那么伤心吗？”
老农答道：“哭一哭工分照拿，省下多少体力，为什么不要呢？”
说实话，我真想邀三两个知己到哪里喝酒去，但没有人“响应”。
毛走了，可是邓还没有“上来”，街道上还是贴着“批邓反击翻案风”等标语。我们都知道这仅仅是“过渡时期”，“该来的总会来的”，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陈一分被调到乐东公社当党委书记，谁知乐东公社的知青们早已探听到他的劣迹，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借故在路上把他揍了一顿，又带到乐西大队批斗一番，说他是“陈伯达的残渣余孽”。
陈怀疑这事同我们在观侨公社办化工厂有关，也怀疑到我头上来，就在县里（他几乎不敢下去公社当他的党委书记了）到处散布我办“地下黑工厂”的事，没想到这倒“成全”了我——
康梅公社办了一个化工厂生产肥皂，技术不过关，请我去当技术顾问，我带着三弟去了几趟，帮他们解决了设备、原料等难题——我提出可以用精制后的“地沟油”和石蜡氧化得到的合成脂肪酸作主要原料生产优质的洗衣皂，又培训了几个化验员，化工厂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三弟留在厂里替我当了技术员；
红来食品厂每年需要大量的饴糖、葡萄糖浆和果葡糖浆，经常买不到，请我去帮他们“想想办法”，我很小的时候就吃过外祖母自己做的麦芽糖，我妈妈也会做，只是长期以来家里经常穷得没米下锅，到最近生活稍稍改善偶尔才做一点吃，我详细看我妈妈怎么用传统的方法制作麦芽糖，觉得用糯米做太浪费了，改用这里大量出产的价格相当便宜的木薯干作原料，又用淀粉酶和麦皮代替大麦芽做催化剂水解生产，取得成功，而生产成本大大下降。于是我带着五弟住进食品厂里，再做了几个实验，筹建了一个车间生产各种水解糖，起初只是食品厂里自己生产使用，后来生产量大到使用不完，干脆扩大生产作为几个“新产品”出售销到全国各地去，五弟也成了食品厂的技术人员；
兴南大队派了一个“队委”陈星来请我去帮他们“办个化工厂”，这陈星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一口答应，用一个刚刚完成的实验在这个大队新建的工厂里生产农药敌敌畏获得成功，陈星当了这个化工厂的厂长；
建中县企业局副局长黄洛朗也是古镇人，当过国军排长，也当过解放军连长，经历很像王家枚。是他带兵“解放”了建中县，“土改”时当上了县土改队队长，经常跟我们讲“剿匪”时的一些趣事。记得他讲过睡野猪窝的事——“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猪是脏的，野猪窝可是比现在的五星级酒店还要高级！”他说。
我们问：“没有臭味吗？”
“哪有？野猪绝不会在自己的窝里大小便的。野猪的床真的很高级——比人睡的短一点，宽一些，下面铺了几层木头，中间是茅草，最上面是几十公分厚的‘铺地蜈蚣’草，这种草比美国军队的毛毯还要高级，人躺在上面那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
“野猪回来怎么办？”
“你如果真想在猪窝里睡一觉的话，就准备一根木棍，把一端削尖了，野猪在傍晚会回来，它不像人一样走进来，而是屁股先挪进来，这时候你用那尖木棍对准它的屁股扎一下，它会逃走，但过一会它还会回来——毕竟这是它花了多少劳动才建立的的窝啊！等看到它的屁股时你再狠狠地扎它一下，从此它就不回来了。”
“为什么呢？”
“野猪以为它的窝里有蛇，它怕蛇。”
本来黄还会升官的，但有人专程到古镇查他的家史，说他爸爸是富农成分，结果不让入党，官也只能当到副局长就升不上去了，但是建中县几乎所有的干部们都知道这个县城是他“打下来”的，所以每一任的县长都很尊重他，甚至县委书记还常常让他主持县委的一些工作会议——忘了他连党员都还不是呢。
黄也想在建中县创办一个新的化工厂，我提出一个全新的“复分解法生产磷酸二氢钾”工艺，在这个县筹建的“第二化工厂”里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由于新工艺比原来其它厂采用的“中和法”工艺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制造成本低了将近一半，原料容易得到，设备也比较简单，又不容易被腐蚀折损，所以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大嫂跟着我学了一点化学知识，代我在第二化工厂当了技术员，负责全厂的技术开发和质量管理工作；大哥当了销售科长，带着新招聘的业务员走南闯北推销，后来工厂越办越大，产品供应大半个中国，县里的领导们也拈光，与第二化工厂一起扬名。
有一次县委书记主持开表彰大会，所有与化工厂有关的人员都有奖励，升官的升官，得利的得利，表彰的名单上唯独不见我的名字。黄副局长问县委书记：“按理说小林的贡献最大，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化工厂。怎么奖励他呢？”书记说：“他的户口现在还在农村，像他这样的知识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居民户口，我们只要把他的户口弄到县城里，他就一辈子感恩不尽了”。
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说：“办一个全国知名大厂之功全等于一个居民户口，那全县几万个居民可以办几万个大企业了！告诉他们，我不要什么居民户口，但化工厂的技术我还是会支持下去的。”
县副食品公司张经理告诉我，他们每年屠宰猪、牛、羊等产生大量的骨头，都是堆积在屠宰场的简易仓库里，放久了臭不可闻，被附近的居民责骂。量多的时候就运到乡下给农民烧成骨灰作磷肥用，烧的时候也是臭气冲天。我说：“牲骨是非常宝贵的化工原料，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张经理就把我请到副食品公司，指导公司的几个年轻人包括我四弟做实验。
经过几个月的试验，我提出一个“牲骨综合利用”方案给张经理，张打了报告上去，不久，一个牲骨利用工厂就诞生了——我们利用牲骨生产出了骨胶、明胶、胶原蛋白、磷酸氢钙、磷酸、磷酸二氢钾，副产大量的骨油也用来生产肥皂，这些都是当时市场上非常紧俏的商品。生产一段时间后，牲骨的供应成了问题，张经理带着几个人到省内外四处收购。四弟也成了工厂唯一的技术员。
陈一分后来又被调离乐东公社，离开前对准备接任他的党委副书记戴华说：“小林到处办地下黑工厂，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你们千万不能请他来办厂！”
谁知第二天戴书记马上派人到东兴大队请我，明确要我协助“自己的家乡”——我的户口还在那里——办一个“大一点的工厂”。我到了以后，戴书记把全公社的大队长、支部书记都叫到公社“开会”，要我给他们“讲讲办社队企业的好处”，并带着他们和我一起去看了几个山头，规划办厂的“蓝图”。
我受宠若惊，花了一年多时间，果真办起了一个不小的化工厂，生产几种当时各行各业急需的胶粘剂。工厂顺利投产后，产品几乎是以产定销，供不应求，生产规模一再扩大，我的六弟也进厂当了技术员，因为掌握着各种胶粘剂的配方，所以一直领着比厂长还高得多的工资和奖金。
乐东公社靠着这个化工厂起家，在我的建议下又办了几个小厂，财源滚滚，省报记者闻讯来采访，写了一个长篇报道，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