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更新时间:2022-06-14 本书阅读量:次

那是初春的一天。高等数学课结束后，辅导员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办公室找她。我走到门口轻轻敲了两下，听到里面的回音后推门进去。
她坐在临窗的椅子上，抬头望着我。明亮的光线勾画出她微胖的脸庞。
“春生，这次喊你过来，有件事告诉你。今年学校基金会助学金咱们班只有一个名额，有三百美元。你家庭特别困难，这个名额计划给你。你首先需要填一下申请表，”她说着将一张表格递给我，“星期五上午还有一场面试，面试官是基金会的人，大多是外国人，所以你要全程用英语应对。你好好准备一下。”
课余时间我准备很多应对素材，跑到学校的英语角反复练习，努力将磕磕巴巴的英语捋得流畅通顺。
面试时我的面前端坐着五六个外国人，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我，像是审问犯人似的，问我一些问题，比如你的家庭状况如何贫困啦，你如果获得这笔助学金后怎么使用啦，你大学毕业后有何打算啦。我有些怯场，操着刻板的英语如实回答。
一周后，辅导员通知我助学金申请通过。家庭贫穷的标签仿佛贴在我的脸上，寒碜难看，很不光彩，让我在阳光下自卑地低下头。
匆匆到了五月一日，是劳动节，当时有一周假期。我坐公交车去郑州看望哥哥。
哥哥患有强直性脊柱炎。他才二十七八岁，脊椎严重变形而且疼痛难忍。背驼得像个老人。他在电视上看到郑州一所中医院的广告，就搭上公交车独自前来治疗。
金灿灿的阳光倾泻而下，在大地上流淌、闪耀，照得人睁不开眼。我背着背包，在郑州中转几趟车，终于摸到那所中医院。
中医院在郊区，十分僻静，葱葱茏茏的大树掩映着一排陈旧的楼房。那些建筑看上去有些年头。
哥哥领着我去餐厅吃午饭。餐厅不大，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吃饭的人。我们要了两份饭，坐在餐桌前吃了起来。饭菜很清淡，几乎没有油水。
“我这病看不好，只能缓解疼痛。我在这儿住半个月，做些针灸、拔罐、熏洗。你今晚和我挤在这儿睡一夜，明早回去吧。我在这儿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哥哥说。
吃过饭我们在医院散步，他碰到熟悉的病友便打招呼。
“这个病友是山西人，十四五岁得了强直性脊柱炎，现在三十多岁了。他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媳妇儿。他的命更苦。和他相比，我幸运多了。”哥哥的脸上漾起一丝笑容。
我想，哥哥是在自我安慰，自我鼓劲儿。
在与他人对比的过程中我们寻找心理平衡，寻找安慰，寻找继续活下去的信念与勇气。这是人类独特的心理治疗法，而且好像还很奏效。
我们路过一座八角凉亭，坐在凉亭下的石墩上歇脚。我站在哥哥身后，给他揉肩、捶背，认真地看着他畸形而瘦弱的脊背。惊恐的情绪猛然捆绑我。我不相信这是哥哥的脊背！
我眼前映现出他未患病前的模样。原先他的身躯挺拔而健壮，像是一棵笔直、魁梧的白杨树。他初中毕业去广州的工厂打工，数年后改行汽车维修，又自己租赁店铺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不过开张不到一年因为经营不善、入不敷出关门停业。在父母的包办下他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前几年他跟随朋友去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晚上很多人挤在沉闷而脏乱的集装箱里睡觉。天热时他在硬地板上铺上薄薄的蒲席便睡，还整夜对着电风扇吹冷风。
那年秋天哥哥脊背疼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病情恶化可能导致全身瘫痪。我们难以接受残酷的现实，但是不得鼓起力气抵抗这种现实。我们全家勒紧裤腰带为哥哥看病，希望哥哥能够摆脱病魔的侵扰。
那段岁月，是我生命中阴郁的一部分，也是我的家庭最为艰难、最为勇敢的里程。我们整个家庭如同被裹挟到滚滚的激流中。我们绷紧弦、铆足劲，在激流中拼命冲撞、挣揣，只为撞开一条开阔一些的生路，能够安安稳稳生存下去。
“钱是王八蛋，花完咱再赚。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和你妈还不算很老，还有挣钱的力气。春山看病与春生上学，一个不能落下。”父亲一脸毅然的神情。
父亲原本跟着建筑队干些杂活儿，收入微薄。家中开销的缺口像是狮子张开的血盆大口撕咬着他。他毅然离开建筑队，买来一把金属探测器，开上破旧的电动三轮车，扛起沉甸甸的铁锤与铁锨，游动在开封的拆迁区、废弃的厂区挖掘铁块或钢筋。他的四肢在乱石碎屑之间磕磕碰碰，刮出血痕或擦出老茧，将挖出来的废旧金属送到废品收购站卖掉。这种工作比在建筑队更艰辛，却能挣到更多的钱。
我总是想，父亲在废墟中需要费多少力气，才能用抡起的铁锤将混泥土中的一条条钢筋砸出来。父亲抡起铁锤的形象熔铸到我的记忆中。
初秋时母亲跟随村里人坐火车去新疆阿克苏地区摘棉花。每斤棉花的采摘费四五毛钱。据说火车穿山跨河走了三天三夜，还要坐公交车中转，越过茫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母亲顶着烈日与风沙，像机器似的不停歇地采摘棉花。她辛辛苦苦干了三个月，挣到的钱却仅能给哥哥打两针药液。
从新疆回来已是深秋，母亲又在家垒了两个猪圈，养了十多头猪。除了拾掇十亩庄稼，她还要熬猪食、铲猪粪。每晚睡觉时，她浑身酸疼，骨头架子好像断裂了似的。她的头一挨着枕头，很快沉入睡眠，却很少做梦。拂晓时刻总会被那群嗡嗡喊饿的猪吵醒，她又得起床烧水喂猪。
我的父母用肩膀撑起家庭的重担，用磨出老茧的双手从泥土中刨出家庭的安稳与幸福。每想到这些，深感父母的不易与无私。我愧疚的情绪总会加重。
暖风噙着花草的香气拂面而来，凉亭旁的楝树枝繁叶茂，卵形的密叶恍如一片片牙齿咬啮着午后的阳光，吐下零零碎碎的阳光落在哥哥的脊背上。我摸了一下他僵硬、变形的脊椎，眼泪从眼眶里滑落出来。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挤在一张窄窄的病床上睡觉，次日早晨在餐厅吃过饭我离开医院，顺便捎走他褪下来的几件旧衣服。
汽车站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我在售票厅买了车票，坐车回尉氏县城，再坐上至开封的公交车。我的家乡处在开封与尉氏两城之间，没有站牌，是一个向公交车使劲儿招手才能坐上车的地方。
公交车在公路上疾驶，葱绿的麦田铺入视野。过了贾鲁河桥，只见白花花的河水抚过平坦的田野，向着远方舒展筋骨。带状的村庄与小小的集市偎着河岸稳稳妥妥地摊开，冒出高高低低的屋舍，像是雨后地面上冒出来的菌菇。村口左侧斜伫着一家超市，右侧立着一家小加油站，它们犹如两尊门神守卫着村子。
这样安安静静的村庄在豫东平原上数不胜数，恰如我们长长短短、纵横交错的掌纹。据说每条掌纹都有一个名字，预示着一种命运或者生活方式。村庄也是如此，再小也有一个名字，容纳不同的生活形态，承载不同的生活梦想。
我的家乡叫芦湾，它在大平原上并不出众，也没有喊出过响亮的声音，很容易被人忽略它的存在，就连每日在这条公路上来来回回的司机师傅，有时也会忽略它。
“师傅，我到芦湾，挨着小加油站的路口下车。”我提醒司机说。
公交车疾驶过路口，司机不慌不忙地踩上刹车，车子平缓地停了下来，已经滑过路口一段距离。
“这些村子很相似，很容易搞错。”司机脸上露出自嘲的微笑。
我背起背包下了车。阳光像是长出了锋芒，很刺眼，在我身上温热地触来触去。道路两侧站着两排杨树，绿叶茂密，飘下来一团团白絮。
我沿着一侧堆着粪堆与草垛的村巷回到家，只见锈迹斑斑的铁门半开着，一股猪粪的味道儿扑入鼻孔。我走进院子，看到母亲正在猪圈里弯着腰、攥着铁锨清理猪粪。
“妈，我回来了。”
“噢，春生，你先歇歇脚，喝点水。你去医院看春山了？”母亲停下来，擦了擦眉头的汗。
我将背包和哥哥的旧衣服搁在木桌上，和母亲说着我去中医院看望哥哥的事情。
瓦蓝的天空笼罩着村庄，太阳挪动到正南方，将亮灿灿的阳光撒在院子里。院子里枣树开了星星点点的小黄花儿，屋檐下的燕巢已经搭成，形如葫芦。几只燕子蹲在屋檐下的电线上唧唧喳喳，喧鸣不止。
母亲放下铁锨，脱掉胶鞋，在水盆旁洗手，水盆倒映出她起着褶皱的脸庞。
“咱们做鸡蛋捞面，吃过饭你休息一会儿，下午帮我去田里种西瓜。”母亲说着，从菜篮里抓来几棵菠菜，坐在木凳上择菜。
“过段时间小满，过了芒种收麦子。现在都用收割机，十亩麦子一顿饭的功夫割完了——前段时间贾磊花了十多万块钱买来一台收割机，在咱们芦湾这是头一台。”母亲随意说着。
“他买收割机干什么？”
“你傻啊，他用收割机给人家收麦子，每亩大概收取五六十块钱，几年下去能回本。”母亲说着将菠菜放在水盆中淘洗。
“那很不错，”我起身帮母亲剥大葱，“我爸什么时候回来？”
“他呀，上个月回来一趟，把麦地浇灌一遍，下次回来到麦子熟的时候。”
我和母亲正说着话，嫂子带着小侄女欢欢来了。
我们家有两处宅基地，盖了两处房屋。父母和我住老院子。新院子在村北头，哥哥和嫂子住。我们虽然已经分家，但是没有分锅，一家人仍然在一个铁锅里吃饭。嫂子曾因我学费的事情和母亲有过争吵。她不支持我上大学，希望我能到建筑工地打工挣钱，分担家庭重任，但她当着我的面从没有抱怨过。
嫂子平时照顾欢欢，农闲时把孩子交给母亲，她骑单车去集市附近的木材厂干些零活儿，挣些零花钱。
母亲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哥哥看病和我上学，她谁也不落下，她谁也不偏袒！
当大家都有事情做时，忙忙碌碌，努力将每天填得满满当当，不给猜疑、争吵留下间隙，家庭就会风平浪静。家庭矛盾会被生活的酸甜苦辣化解，磨得没棱没角，偶然触碰一下我们的神经，证明我们还活着，还知疼知痒、知冷知暖。
嫂子在厨屋帮母亲烧火，母亲忙着切菜、炒菜，窗户飘出灰白色的油烟。
欢欢两三岁，脸蛋粉嘟嘟的，好像是新鲜的水蜜桃。一双明澈的眸子忽闪忽闪，照亮我们已经黯淡的童心。
我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小小的毛绒兔子递给欢欢。她很喜欢，抱着它欢快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吓得几只觅食的麻雀展翅飞走。
欢欢跑累了，坐在木凳上挨着我问东问西，比如草莓是在什么树上结的果，兔子爱吃什么。
我搂着欢欢，教她唱着儿歌：
箩箩筛筛，小孩儿乖乖。
走走停停，小孩儿聪明。
蹦蹦跳跳，小孩儿别闹。
午饭做好后，母亲给我和嫂子盛了满满两碗饭，又给欢欢盛了一小碗，自己端起小碗喂欢欢。
我们围坐在阳光下的木桌旁，饭碗里添些香油或辣椒酱，再剥两瓣大蒜。粗茶淡饭，吃得有滋有味。
下午母亲带我去田地里种西瓜。家乡的西瓜是无籽西瓜，春分前后在塑料棚中育苗，小满前在麦田中套种——两畦麦子中间留着土垄，瓜苗栽种在土垄上。大概一个月左右麦子收割，田里只剩下瓜苗，它们吸吮更多阳光与雨露后蓬勃生长，翠绿的藤蔓爬满田畦，晨光下盛开一朵朵抱着瓜纽儿的雌花。
母亲将瓜苗用荆条篮从地头的塑料棚里挎过来，我蹲在麦田里用铁铲在土垄上刨土坑，将一株株柔弱的瓜苗栽进去。她又用水桶从机井里汲出水，一株瓜苗灌上一瓢清水。一畦畦瓜苗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好像能够听到瓜苗咕噜咕噜饮水的响声。
绛红色的阳光泼洒在广袤的麦田上，像是要冲洗我们脸上的汗水与泥土。
干活累了，母亲和我坐在田垄上歇息。我抓起水壶仰起脖子向嘴里灌水，母亲用衣袖拭着眉头的汗珠。
纵目望去，麦田宛如浩浩荡荡的绿海，萦绕着岛屿似的村庄。平原之上的天空显得很低，我们一伸手，仿佛能抓住飘动的云朵；平原尽头的地平线辽远而纤柔，仿佛这片大地临近世界的边沿，一不小心会从脚下的田垄上滑落下去，坠入一片神秘而陌生的疆域。
平原的辽阔与平坦好像孕育了我们平和与坦荡的性情，我们与这片土地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那天吃过晚饭，我沿着昏黑的街道去找贾磊。他和我一起长大，初中时我们睡在一张木床上，他给我叙述梦中遗精的细节，我和他毫不害臊地谈起暗恋的女生。后来我们到县城上高中。他上到高二突然选择退学，因为那时候他被“上学无用论”蛊惑，比如社会上当大老板的很多是低学历的人，大学知识在实际工作中所用甚少，名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街上摆地摊，硕士毕业后送外卖或当保安，某某教授性侵多名女生，某某博士跳楼自杀、遗书曝光……诸多新闻舆论漫天飞扬。
在贾磊眼中，大学好像是兜售学历证、培养低能儿的地方。上大学没什么用途。这种想法铸定他退学的决心。他计划回家搞养殖，喂猪、喂鸡、喂鸭，梦想着成为养殖大户，成为知名的农民企业家，然而梦想被围困在现实的八卦阵中，我们凭借智慧、勇气与毅力，拼尽所能，冲锋陷阵才能破出一条豁口。
他意气风发，回家向父母宣布退学的决定与未来规划。他的父母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欣然赞成，为他超人的胆识与远见感到骄傲。他们仿佛望到儿子靠养殖挣了一麻袋钱，开着高档汽车、载着漂亮女友驰骋在回家的路上。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我可以大有作为。我要办一个大型养殖场，第一年产量在一百吨以上，第二年翻一番……”他豪气冲天，声势几乎将窗户玻璃震碎。
“产量在一百吨以上，这需要买多少头猪崽子？钱从哪儿来呢？”他的父母陷入忧愁。
“资金的问题我已考虑到了。我制订‘滚雪球计划’——先用小额资金养鸡养鸭，挣些钱再养猪。我的创业资金只需要几万块钱——你们把我高三及大学四年的学费掏出来就行。”
“咱家哪儿有这么多钱，咱们家没有开金矿！”
贾磊东拼西凑凑够三四万块钱，在自家田地里修盖简陋的鸡棚，养上千百只小鸡。他吃喝拉撒泡在鸡棚里，身上浸满鸡粪味儿。
鸡吃杂粮，和人一样会头疼发热。不到一个月，小鸡病死一大半儿。他赔赔赚赚，走走退退一路走来，几年下去，“滚雪球计划”仍然停留在养鸡阶段。
经过多年的历练与积淀，他摸索出很多养鸡的窍门，小鸡的死亡率大大降低，销路也得以拓展。那年他把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台收割机，算是开拓新业务。
夜色黏稠如胶，将天空与大地浑然黏合在一起，上下一片黑茫茫的，隐隐露出房屋与树木的轮廓。
我拐出一条幽黑的村巷，前方亮起一片昏黄的灯光。继续前行，在灯光的映照下，只见一台收割机犹如一只巨兽雄踞在贾磊家门口的空地上，他正猫着腰摆置切割设备，撞出叮叮咣咣的杂响。
“这么晚了，还在忙。”我走到他身后，他竟然没有察觉。
“白天忙着喂鸡，晚上我抽空收拾一下收割机，过段时间它要上战场了。你瞧瞧这家伙，铜头铁臂，厉害着嘞。”他回过身，灯影下露出得意的神色。
灯光绘出他粗壮敦实的体形。牛仔衬衫裹着他胸部与臂膀上鼓鼓的肌肉。他浓密的髭须绕着嘴唇排成椭圆的形状。
“你怎么不买辆轿车？”
“在咱们农村买轿车不实用，在土路上开收割机或者拖拉机才过瘾。来，你瞧瞧这超宽视野，这居高临下的气势，还是全景天窗、纯自然风，任何轿车难以媲美！”他说着钻进收割机的驾驶室，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拉我上去。
我弯腰坐在驾驶室的座位上，如同骑在马背上，趁着昏黄的灯光望到前方一排朦胧的房屋。
“它一天能够收割多少亩麦子？”
“大概能收割一百亩。回想一下过去，咱们用镰刀收割麦子，一家人顶着火辣辣的日头忙一天才能收割两三亩，还要用拖拉机运到打麦场，用石磙来来回回碾压……”
他的脸膛上绽露出爽朗的微笑，身上散发出臭汗与鸡粪味儿。接下来他随口谈起机器人，畅想着将来村民们用机器人喂鸡喂猪，用机器人灌溉田地、收割麦子，像是天方夜谭。
我和他从来不谈大学的事情，我知道他内心深处是蔑视我的。他总以为我在大学学的东西百无一用。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俯仰进退获得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真谛。
次日一大早我和母亲去田里种西瓜，临近中午时母亲擦擦额头的汗说：“今日提前收工，咱们去赶埂，顺便买只鸡，午饭做土豆炖鸡块吃。”
在我的家乡，我们将赶集说成“赶埂”，芦湾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日逢埂。据说全国各地对“赶集”的称呼有所不同，有的叫“赶场”“赶圩”“赶街”“赶绳”等。乡村集市遍布五湖四海，它们渲染生活的底色，调和生活的滋味。
芦湾的集市靠着贾鲁河河岸，与不远处的公路对望。从公路上分叉出一条窄窄的柏油路，爬过小小的集市，两侧蹲着大大小小的店铺，比如五金杂货店啦、电器店啦、药店啦、理发店啦、卤肉店啦，街边堆放着卖菜、卖肉、卖水果的地摊。向南穿过人来人往的短街，是一片衣鞋市，用砖块垒砌着长长的货台。几排杨树像伞似的为商贩遮起阳光，还帮助他们撑起衣服——几根细绳绑在两株杨树上，绳子上挂满鲜艳多彩的衣服。顾客左看右看、挑挑拣拣，笑着和商贩讨价还价。
母亲从地摊上挑拣一只褪洗得干干净净的三黄鸡，一番搞价，盯着商贩将鸡肉放在电子秤上称重，付钱时抹去零头，又让商贩赠送一包炖鸡的调料。她总是这么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我们回到家时太阳悬在中天，树影儿缩得很短，燕子在树枝上有气无力地呢喃。
姥姥坐在槐荫下的干树根上等待我们，身旁搁着一个破旧的提篮。那一年她已经八十多岁，沿着贾鲁河河堤上的小路步行八九里，走走歇歇，才到达芦湾。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铁门。我搀起姥姥走进院子，端起热水瓶给她倒了一杯水。
“我这儿有一盒绿豆糕，你尝尝。”姥姥说着从提篮中取出一盒糕点递给我。
姥姥仍然把我当成一个贪吃的小馋猫。我小的时候，她有时候提着提篮步行来给我和哥哥送柿子啦、馃子啦。长大之后，我对这些吃的东西兴趣消减，不过现在再也吃不到她送的食物。
阳光照耀在姥姥稀疏的白发上，将她瘦小的身影投在地面上。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头发从前是浅黑色的，后来染成斑白，再后来刷成雪白。时间蘸着不同的颜料，在我们的头发上涂下走向不同阶段的路标。
她坐在木凳上絮絮地问我学校的事情，比如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啦，老师教的东西是否能学会啦，同学都是哪里人啦。我坐在她旁边，用小刀一边削着土豆皮，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
母亲喂猪之后，在厨屋忙着用菜刀切鸡肉、煮沸水。
我们在院子里吃过午饭后不久，姥姥起身便要走，母亲想骑着三轮车送她回去，她却执意不肯。
“这几天家家户户忙着种西瓜，我不给你们添乱。河堤那条路我来来回回走了上百遭，闭着眼能摸回家。我走走路，锻炼身体，这样身子骨儿才硬朗，你们千万不要送我。”她提起提篮，步履蹒跚，苍老的身影缓缓消失在村巷尽头。
数日后的下午，我在村口搭上公交车，又返回学校。
那段时间我为自己杜撰的小说扎下结局。小说中那个罹患重病的女孩恢复了健康，重新融入美好的生活。我坐在图书馆，被女孩的坚毅与乐观感动得泪流满面，几乎放声大哭出来。我给这本近二十万字的小说起了一个名字，叫《黎明之前》，是越过黎明前的黑暗拥抱曙光的寓意，然后抱着厚厚的书稿去学校的邮局，满怀希冀地将它邮寄给一家武汉的出版社。
魏晨跟着我去了两三次图书馆。他借阅《厚黑学》，还借阅《好口才是这样炼成的》。他憋足劲儿，笃定在暑假后竞选学生会主席。他嘴里经常嘟嘟囔囔，很可能是在演练竞选的演讲稿。
看到魏晨这副样子，我产生一番思考。我们活在世界上，必须要清楚我们热爱什么，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我们努力寻找自己热爱的东西，不管大小、远近与对错，但愿竭尽全力之后，时光能够对我们笑脸相迎，殷勤相赠。
冯超与外语系的一个女生涉入爱河，下课后常去约会，周末两人离校游玩，整日不回宿舍。他将数码相机幽禁在书柜中，不再参加摄影社的任何活动。我们很难再看到他的脖子上挂着相机的情景。他不再采景摄影。魏晨说冯超是“重色轻相机。”
孙大伟陆陆续续约见七八个女网友，肆意抛撒情欲。据他在卧谈会上透露，其中有大学生、小学教师、银行柜员、医院护士、汽车销售员，竟然还有年近五十岁的阿姨。他凭借潇洒健壮的身体大多能让对方就范，但是也有例外。
那天晚上宿舍有些闷热。我从图书馆回来后刚刚洗过澡，和魏晨说着闲话。冯超和孙大伟没有回来，他们夜不归宿已是常态。我正准备去熄灯，孙大伟突然推门进来，只见他衣衫不整，鼻青脸肿，一副狼狈不堪的神情。
“大伟，怎么了？”我愕然地望着他。
“和人打架了吗？”魏晨凑上前问。
“他妈的，今天倒霉，遇到仙人跳了。”孙大伟右手捂着脸颊，满腔愤恨。
“什么是仙人跳？”我疑惑不解。
原来那天孙大伟约见一名自称离异的少妇，他把她带到校外宾馆的房间，刚把她抱到床上，将要扯掉连衣裙，却听到咚咚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四五个彪形大汉冲进房间，不分青红皂白揍了他几拳。一个大汉嚷着是少妇的丈夫，此时少妇像是换了脸谱，哭着说孙大伟**她，于是众人对孙大伟又是一番劈头盖脸的狂揍，还扬言要报警，控告他奸污良家妇女，至少判刑五年。
孙大伟吓破了胆，浑身哆嗦，跪地求饶。大汉趁机提出私了的条件，将孙大伟口袋中所有的现金掠夺一空，还攫取他的手机与手表。
此事过后，孙大伟心有余悸，且看到有人生活放纵染上艾滋病的新闻。他暂时不再轻易约见那些不三不四的女网友。魑魅魍魉满街走，分不清是人是妖还是仙。看不清众生相，猜不透他人心，寻找一个固定伴侣才安全牢靠。他开始疯狂追求同班的一个女生。
不久，宿舍发生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每当回想起此事，它像是我生命中的一朵阴云，酝酿着凉凉的雨意。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当魏晨的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洗漱完毕，掂起书本去餐厅吃饭。橘红色的晨曦在宿舍楼的屋顶燃烧，晨风中混杂着夏日的燥热。
我在餐厅的五号窗口打饭之后，刚坐在餐桌上吃了几口，接到孙大伟的电话。
“郑春生，你尽快回宿舍一下。”他心急火燎的语气。
“怎么了？”
“回来再说！”
我一阵惊疑，慌忙将餐盘清理后折回宿舍。我推门进去，眼前站着三个室友。他们目光睽睽，室内貌似充斥着火药味儿。
“我昨晚睡觉时裤子口袋装有一千块钱，刚才穿裤子时发现不翼而飞。难道它长了腿，自己跑了。”孙大伟大声说。
他们三个人的目光像是聚焦灯似的齐刷刷地汇合在我身上。
愤怒与无辜的情绪顿时在我内心激荡。
“你们看我干什么，我真的没有拿。大伟，你现在可以报警。”我说。
“谁拿谁知道！”孙大伟讪讪地说。
“你已经走出宿舍的门，即使你拿了，也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冯超插嘴说。
“我刚离开宿舍去餐厅，我能转移到哪儿呢！”我狠狠地望着冯超说，“大伟，今天一定要报警。”
我说着掏出手机，要拨打电话。
孙大伟连忙去阻止我，说：“你这是干什么，搞得大家伤和气。”
“不行，大家都别走，一定要让警察来。”我大声咆哮。
“你自己在这儿报警吧，我得去上课，快迟到了。”孙大伟说着，摔门而走。
紧接着魏晨与冯超掂着书本大摇大摆走出宿舍。
我独自站在宿舍里，满腹憋屈。
“这里是公安局，你有什么事情？”一个男人的声波从手机里传出来。
我哑然无语，如同万箭穿心，拖着千疮百孔的躯体离开宿舍。
我想，身边人对我们的伤害，比如欺骗、侮辱，威力远比来自陌生人的伤害要强劲。身边的温床上不只摆放着鲜花，也许潜藏着陷阱。我们摇摇晃晃、颠颠簸簸走在人生路上，被明枪暗箭千击万磨，结出疮疤的内心才逐渐强大。
那天课间，黄璐瑶侧过脸，悄悄对我说：“我弄到两张电影票，是新上映的影片，今晚咱俩一块去看，好吗？”
“不行，我没心情去看。”我低着头，满脸愠色。
在我的心里愤怒仍未消解，这种情绪很容易误伤他人。那一刻，我真的像是一只刺猬。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就这么让人讨厌吗？”她悲伤地转过头，露出幽怨的眼神。
她误以为我十分讨厌她，误以为我在和他生气。她根本不知道那天早晨我所受的屈辱。她不知道我内心潜藏着对她的好感。
以后上课，黄璐瑶总坐在后排，离我很远，显然有意疏远我。我猜她一定对我心怀愤恨。我内心对他抱有愧意，我不解风情，不知好歹，我的怨气不应该泼溅到她身上。
在图书馆看书时我神思不定，我想找个机会向她道歉，并解释那天的事情。我还想到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周末的上午陪她去溜冰，陪她去看一场电影。
那段时间宿舍弥漫出沉闷压抑的气氛。大家对那件事情不再提及，每个人却好像裹了一层厚厚的壳，互相防范，互相猜疑，互相疏远。
有时我猜想，孙大伟的钱到底是谁拿走的。这件事在我心里织成难分难解的谜团。那是我生命中为数不多的经历，让我窥见人性丑恶的一角。
图书馆闭馆后，我总是在操场上跑三四圈，再找个栏杆压压腿，每天很晚才回宿舍。我有意躲避室友，不想面对他们。我总觉得人裹着壳、带着面具活着很累，很自私。我真的不想和这类人共处一室，但是又无可奈何，我只好盼着早日大学毕业，能够挣得自己的立锥之地。
我洗漱后躺在床上，回想一日所做的事情。我不再掺入室友的谈话。卧谈会变得冷落，大多时候仅有三言两语，继而鼾声起伏。
“黄璐瑶谈恋爱了，男友长着一脸粉刺，很丑，是计算机管理专业的。”冯超突然说。
“黄璐瑶身材好，脸蛋漂亮。真是一颗好白菜被猪拱了。”孙大伟惋惜地说。
“不过听说那男的家里很有钱，父母开的有公司……”
我在床上沉默不语，然而我的内心一阵震荡。我头脑中经常虚拟的那个矫健飒爽的女孩形象轰然坍塌。
没想到我还没有实施“补救措施”，黄璐瑶竟然自暴自弃。我猜她有可能是在报复我。我突然觉得这种女孩不值得我伤心，更不值得我亲近。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在操场狂跑三圈后沁出一身黏黏糊糊的臭汗。我轻喘着气，掂着书本踩着朦胧的灯光返回宿舍。
宽宽的石板路上行人稀稀落落，不远处宿舍里的一扇扇窗户灯火通明，映红半边天。
我不经意向前一瞥，瞥到一对情侣勾肩搭背迎面走过来。那个女生的轮廓我似乎熟悉，借着灯光定睛一瞧，她正是黄璐瑶！只见他们很亲热，边走边说。那名男生个子很高，瘦瘦的，看不清脸庞。我猜他应该长着满脸粉刺，嘴角翘出一颗大龅牙。我心里对他竟然翻起一股敌意与嫉妒，内心恶意丑化他的形象。
我抬起头装出不屑一顾的神情。黄璐瑶对我视若无睹，挽紧那个男生的手，满脸喜悦地说着什么。他们像是一片落叶从我身边飘走，消融在光怪陆离的夜色中。
暑假前，我收到武汉那家出版社的退稿函，上面大概写着；“您的长篇小说已经拜读。经过编辑部门的充分论证,鉴于作品本身及市场前景等诸多因素,我社拟决定作退稿处理。感谢您对我社的支持，并希望您笔耕不辍,早日有所收获！”
我将那一摞书稿塞进书柜，让它趴在另一个包裹的上面，然后紧锁柜门，让它们长期在黑暗中喘息。
一次次遭出版社拒绝，我毫不伤感。我从没有将写作当作工具，能为我捞到什么好处。我将写作当作一种心灵的信仰，当作我的另一具身体。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有人看有人听我不欢喜，无人理睬我也不悲伤。我是写给孤独与喧闹的，我是写给白昼与黑夜的，我是写给几十年后的自己的。当我身体腐朽不堪之时，我的另一具健康的体魄绽露在我砌筑的文字中。我希望这些文字储存我生命的活力，牢记我流动的心迹。
从那之后，大学期间我没有再写长篇的东西。兴致涌来，会写一篇短文或一阙小诗。这样我也有更多时间学习，看自己想看的书籍。
考试逼近，自习室处于爆满状态，平时厌学的人也一大早来抢占座位。大学挂科补考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大家将老师圈的重点内容掰开揉碎了看。
跆拳道的考试好像只是走个过场，老师觑着眼睛看着大家抬腿、踢腿。如果没有极其笨拙或荒谬的动作，大多会判为及格。
在白衣翩翩中，我的目光落在那个身材高挑、扎着马尾辫的女生身上——她就是姗姗。然而我们还没有互相认识，选修课匆匆结束。
也许，我们会像很多陌生人一样，漠然对视，挨肩溜走，最后沉入茫茫人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