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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笔 胡适的痒


  李敖的骂人,有些我并不喜欢,以为狂放过度,有失平和之气。但后来读过几本他的书,觉得他也并非痞子之状,其实是很有几分学理在的。他对考据、推理,很有些修养,学问并不比同代的一些教授差;但又是个不喜欢被匠气包围的人,常常走出书斋,滚在平民世界里,那,就很有不凡之气了。

  前几年因写《鲁迅与胡适》一书,偶尔看到李敖的几篇谈论胡适的文章,颇为惊讶,觉得是个很解人意的人,观点集中,较有力度。后来又读到他的那本《胡适评传》,对其述学的功力颇为赞佩,我甚至感到了李敖古朴的一面。《胡适评传》中就有乾嘉学派的余影和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风。这一本书,让我看到了李敖的另一面。

  《胡适评传》并非诗化的。颇为好读的书,与大众的趣味也有一定的距离,它的意义恐怕更在方法论上。作者在《关于胡适评传》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颁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我由此也想起大陆50年来的文坛上,文人亦常犯上述的毛病,近来李氏的书风靡大陆,写传记的人,倘若看李敖的书,说不定会有所启示的。

  于史料的求真里见精神,并非一件易事,笨功夫、匠气固然不可缺少,灵魂的自审也是重要的吧。李敖搜集史料之多,让人感叹,其梳理历史的方法,也多有奇处。他的行文,处处有史料的支撑,几乎看不到随意点染的地方,但又无拘谨、枯瘦之感,常有灵气飞动,不为史料所累。这种史家的气魄,是让人佩服的。不知怎么,我感到了李敖是个深解胡适学术真髓的人。我们看一看胡适的《楞伽宗考》、《说儒》一类的文字,当可感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李敖曾把胡适看成台湾民主的播种者。他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在我看来实在是篇名作。但胡适与李敖性格迥异:前者沉静、斯文,后者狂傲,激烈,色泽相差很大;但他们在几个方面却走到了一起:一、民主概念的相同;二、历史观的相近;三、治学方法的交叉。我读《胡适评传》深感作者与传主间的某种默契,但李敖又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文中常有奇崛之气,反观胡适的生活也并不温吞。如《竟业旬报》那一章,写胡适的“大团圆病”和“浅显的爱国论”,微辞里颇见风骨,读了让人心以为然。旧语云,治史者应注重 “史德”,李敖可说是个很有 “史德”的人。在历史的时空穿行,既有规而循又天马行空,我以为该书的分量,就在此处。

  我在研究胡适时,深觉旧学知识的欠缺,行文时捉襟见肘。

  胡适曾认为校勘、考订之功为朴学要义之一,这些他本人继承得很好,李敖也继承得很好。看了《胡适评传》,我觉得作者确是个有资格为胡适画像的人。李敖谈及此点,也并不谦虚,甚至有几分高傲,他说:作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作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作者在此说了大话,但却是心里的话。传记写作最不易把握的,是“史”与“诗”的关系:拘于前者,会流于枯涩;偏于后者,则易滥情。李敖自称是把“史”与“诗”结合起来的,本书对此也做到了一些,只是文字不太精到,似乎也被胡适的文体所传染,缺乏韵味。李敖与胡适,在文体上对白话文的贡献不可夸大,他们均难见周氏兄弟那样的气象。我读李敖的书,唯一感到不足的,说起来,也就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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