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卷二十二 志第二(2)

　　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已前，高下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为其节文，不可谦拒，以淹大典。"寻以有事辽海，未暇营创。

　　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玄幽赞，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应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纪处天之业。且合宫、灵府，创鸿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其归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聿遵孝享，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庶旷代阙文，获申于兹日；因心展敬，永垂于后昆。其明堂制度，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

　　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仍郑玄义，以为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义，以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议为是，乃令所司详定形制及辟雍门阙等。

　　明年六月，内出九室样，仍更令有司损益之。有司奏言：

　　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节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同，请依为定。其户依古外设而不开。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屋盖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

　　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

　　殿垣，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阃，四角造三重魏阙。

　　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眕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帝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且止。

　　至乾封二年二月，详宜略定，乃下诏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绪。奉二圣之遗训，抚亿兆以初临，驭朽兢怀，推沟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贽，万国来庭，朝野俱娱，华夷胥悦。但为郊禋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辍寝，讨论坟籍，错综群言，采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赜，斟酌前载，制造明堂。栋宇方圆之规，虽兼故实；度筵陈俎之法，独运财成。宣诸内外，博考详议，求其长短，冀广异闻。而鸿生硕儒，俱称尽善，搢绅士子，并奏该通。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时起作，务从折中，称朕意焉。"于是大赦天下，改元为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明年三月，又具规制广狭，下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