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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全集·卷九(6)


  与黄诚甫(癸酉)
  立志之说,已近烦渎,然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诸友即索居,曰仁又将远别,会中须时相警发,庶不就弛靡。诚甫之足,自当一日千里,任重道远,吾非诚甫谁望邪!临别数语,彼此暗然;终能不忘,乃为深爱。
  二(丁丑)
  区区正月十八日始抵赣,即兵事纷纷。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师。中间曾无一日之暇,故音问缺然。然虽扰扰中,意念所在,未尝不在诸友也。养病之举,恐已暂停,此亦顺亲之心,未为不是。不得以此日萦于怀,无益于事,徒使为善之念不专。何处非道,何处非学,岂必山林中耶?希颜、尚谦、清伯登第,闻之喜而不寐。近尝寄书云“非为今日诸君喜,为阳明山中异日得良伴喜也。”吾于诚甫之未归亦然。
  答王天宇(甲戌)
  书来,见平日为学用功之概,深用喜慰!今之时,能稍有志圣贤之学,已不可多见;况又果能实用其力者,是岂易得哉!辱推拟过当,诚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辅,则鄙心实亦未尝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为喜幸可腾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虚;然又自叹爱莫为助,聊就来谕商榷一二。
  天宇自谓“有志而不能笃”,不知所谓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笃者又谁也?谓“圣贤之学能静,可以制动”,不知若何而能静?静与动有二心乎?谓“临政行事之际,把捉摸拟,强之使归于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颠沛必于是”者,不知如何其为功?谓“开卷有得,接贤人君子便自触发”,不知所触发者何物?又“赖二事而后触发”则二事之外所作何务?当是之时,所谓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数语,非天宇实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见讲学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厌寄示。
  二(甲戌)
  承书惠,感感。中间问学之意,恳切有加于旧,足知进于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间犹有未尽区区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详察,庶于斯道有所发明耳。
  来书云:“诚身以格物,乍读不能无疑,既而细询之希颜,始悉其说。”区区未尝有“诚身格物”之说,岂出于希颜邪?鄙意但谓君子之学以诚意为主,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犹饥者以求饱为事,饮食者,求饱之事也。希颜颇悉鄙意,不应有此。或恐一时言之未莹耳。幸更细讲之。
  又云:“《大学》一书,古人为学次第。朱先生谓‘穷理之极而后意诚’,其与所谓‘居敬穷理’、非存心无以致知’者,固相为矛盾矣。盖居敬存心之说补于传文,而圣经所指,直谓其穷理而后心正。初学之士,执经而不考传,其流之弊,安得不至于支离邪!”《大学》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若“躬理之极而后意诚”,此则朱先生之说如此。其间亦自无大相矛盾。但于《大学》本旨,却恐未尽合耳。“非存心无以致知”,此语不独于《大学》未尽,就于《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旨,亦或有未尽。然此等处言之甚长,非面悉不可。后之学者,附会于《补传》而不深考于经旨,牵制于文羲而不体认于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离而卒无所得,恐非执经而不考传之过也。
  又云:“不由穷理而遽加诚身之功,恐诚非所诚,适足以为伪而已矣。”此言甚善。但不知诚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体认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为所归宿之地,犹所谓至善也。行道者不辞险阻,决意向前,犹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识大都所在,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北走胡几希矣。”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辞险阻艰难,决意向前,别为存心,未免牵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辞险阻艰难,决意向前,此正是诚意之意。审如是,则其所以问道途,具资斧,戒舟车,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为决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识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则亦欲往而已,未尝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尝真往,是以道途之不问,资斧之不具,舟车之不戒。若决意向前,则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笃实而反求之,自当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说,昔人以捍去外物为言矣。捍去外物则此心存矣。心存,则所以致知者,皆是为己。”如此说,却是“捍去外物”为一事,“致知”又为一事。“捍去外物”之说,亦未为甚害,然止捍御于其外,则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谓“克己求仁,”之功矣。区区格物之说亦不如此。《大学》之所谓“诚意”即《中庸》之所谓“诚身”也。《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谓“明善”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皆所谓明善而为诚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别有所谓诚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岂别有所谓诚意之功乎?《书》之所谓“精一”,《语》之所谓“博文约礼”,《中庸》之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皆若此而已。是乃学问用功之要,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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