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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第二部 在少女们身旁(5))(4)



    此外,即使我对希尔贝特讲,她也听不懂。我们说话时,总以为听话者是我们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脑子。我的话语仿佛穿过暴雨的活动水帘才到达希尔贝特那里,拐弯抹角,面目全非,仅仅是可笑的声音,而再无任何含义。人们借话语所表达的真理并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确凿性,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真理才能在话语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论战中,某人不顾种种论据证据,将对立面的理论斥为叛逆,但是后来他却皈依了这个最初被他憎恶的信念,而原先徒劳传播这个信念的人却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杰作,对于高声朗诵的崇拜者来说,它当然是传世之作,无需证明,而听者却认为它毫无意义或者平庸无奇,但后来听者也承认这是杰作,可惜为时太晚,作者已无法知道。同样,在爱情上,不论你做什么,障碍决不会被绝望者从外部摧毁;只有当你对它们不再感兴趣时,它们才会从另一方面,被不爱你的女人的内心力量所推倒;昔日你试图推倒但总不成功,如今它却突然倒坍,但对你已毫无意义。如果我将自己未来的冷漠及其防止办法告诉希尔贝特,她会以为我这样做表明我对她的爱情和需求超过她的估计,因此她更讨厌和我见面。确实,正是爱情使我比她更清楚地预见到这个爱情的结束,因为我连续处于前后矛盾的精神状态。我本来可以通过写信或见面对希尔贝特发出这个警告,因为这段时间说明我并非须臾离不了她,并且向她证明没有她我也能活下去。不巧的是,某些人,不知出于好意还是恶意,向她说起我,而那口气使她认为是我央求他们这样做的。每当我得知戈达尔、我母亲、甚至诺布瓦先生用笨拙的话语破坏我刚刚作出的牺牲,践踏我的克制态度所获得的结果时(他们使她误认为我不再保持克制),我感到双倍的气恼。首先,我那用心良苦又卓有成效的回避必须从头开始,因为那些讨厌的人在我背后破坏了我的努力,使我前功尽弃。不仅如此,我和希尔贝特见面的愉快也会减色,因为她不再认为我在体面地顺从,而认为我暗中活动,以谋求她不屑于赏赐的会晤。我诅咒人们这种无聊已极的闲言碎语,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深深地伤害我们,而并无使坏或帮忙之意。他们什么也不想,为说话而说话。有时是因为我们未能对他们保持沉默,而他们的嘴又不紧(和我们一样)。当然,在摧毁爱情的这项残酷工程中,他们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两个人——这两人往往在一切即将圆满解决时使一切付之东流,其中一人出于过度的善意,另一人出于过度的恶意,而我们并不像怨恨不识时务的戈达尔之流一样怨恨这两个人,因为第二位是我们所爱的人,第一位是我们自己。

    每次拜访斯万夫人,她总邀请我和女儿一道喝午茶,而且叫我直接给她女儿回信,因此,我常常给希尔贝特写信,在信中我没有选用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词句,而仅为我的眼泪寻找最温柔的河床,因为遗憾和欲望一样,并不试图自我分析,只要求自我满足。当一个人恋爱时,他的时间不是用来弄明白他的爱情是怎么回事,而是用来促成明天的约会。当他放弃爱情时,他不试图理解自己的悲伤,而是试图向引起这种悲伤的女人献上他认为最动人的话语。他说的是他认为有必要讲的,而对方不会理解的话,他在为自己说话。我写道:“我原先以为这决不可能,唉!看来这并非十分困难。”我还说:“也许我再不见你了。”我的话避免冷淡(她会认为那是矫揉造作),但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在流泪,因为我感到它们表达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实际上即将发生的事。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见面时,我也会像这次一样鼓足勇气不让步,这样一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会逐渐达到因长久不见面而不想见面的状态。我流泪,但是我有勇气(而且感到愉快)牺牲和她相会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了。我假定——尽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爱我,正如我最后那次拜访她时她说的那样,我假定她的厌倦情绪不是出于对我的厌烦,而是出于嫉妒的敏感性,出于和我相似的虚假的冷漠,这种假定仅仅使我的决定不那么残酷。我想象在几年以后,当我们彼此相忘时,我回顾往事,对她说我此刻写的信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她会回答:“怎么,你当时爱着我?你知道我多么盼望这封信,多么盼望和你见面,这封信使我哭得多伤心!”我从她母亲家一回来便动手写信,虽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制造误会,但这个想法,由于它带来的忧愁,也由于它带来的愉快(我想象希尔贝特爱着我),促使我把信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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