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列传第五十六(5)

　　文振上疏曰：「扬子云有言：'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有天下者审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后，郡邑萧然，并无官长，武夫悍卒因缘而起以为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竞，以相侵攘，虽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领其职，所为不法，可胜言哉？乞行帅府擅请便宜，妄自夸张以尊大其权，包藏之心盖可知也。朝廷因而抚之，假权傅授，至与各路帅府力侔势均，不相统属。陕西行省总为节制，相去辽远，道路梗塞，卒难闻知。故飞扬跋扈，无所畏惮，邻道相望，莫敢谁何。自平阳城破以来，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复往来布扬声教，但令曳剌行报而已。所司劳以酒食，悦以货财，借其声，共欺朝廷。奸幸既行，遂至骄恣，变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为之忧惧也。乞分遣公廉之官，遍诣访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实。伏见泽、潞等处刍粮犹广，人民犹众，地多险阻，乞选重臣复置行省，皆听节制，上下相维，可臂指使之，则国势日重，奸恶不萌矣。」是时，泽、潞已诏张开规划，不能尽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马使术甲赛也行帅府于怀、孟而已。是岁，封晋阳公，河东北路皆隶焉。

　　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摄行州事，朝廷重于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摄刺史，提控伯德安杀之，夺其职。河东行省以陈景璠代安，安内不能平，因诬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问，安辄逐之。耻受臣节制，宣言于众，待道路稍通，当隶恆山公节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犹向慕不已。臣征兵诸郡，安辄诡辞不遣。臣若兴师，是自生一敌，非国家之便也。闻安有女，臣辄违律令为侄孙述娶之，安遂见许。臣非愿与安为姻，为公家计，屑就之耳。自结亲以来，安颇循率以从王事，法不当娶而辄娶之，敢以此罪为请。」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谕之。文振复奏：「武仙所统境土甚大，虽与林州元帅府共招抚之，乞更选本土州县官，重其职任，同与安集，可使还定。」宣宗用其策。

　　五年，文振奏：「臣所统岚、管、庾、石、宁化、保德诸州，境土阔远，不能周知利害，恐误军国大计。伏见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过人，深悉河东事势，乞令行元帅府事，或为本路兵马都总管，与臣分治。」诏文振就择可者处之便地，仍受文振节制。

　　上党公张开以厚赏诱文振将士，颇有亡归者。诏分辽、潞粟赈太原饥民，张开不与。文振奏其事，诏遣使慰谕之。文振复申前请，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岚、管以西诸州，制可，仍令防秋后再度其宜。文振请分上党粟以赡太原，诏文振与张开计度。顷之，诏以石州隶晋阳公府。

　　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帅府惟良得罪召还，文振奏：「近闻惟良召还，臣窃以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岁，政尚宽厚，大得民心，今兹被召，军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几，{山义}尖之众作乱，逐招抚使康瑭。乞遣惟良还林州为便。」不许。

　　文振上书：「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诸公府、帅府并听节制，诏谕百姓使知不忘遗黎之意，然后以河南、陕西精锐并力恢复。」不报。文振复奏：「河朔百姓引领南望，臣再四请于枢府，但以会合府兵为言。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复河北，人心将以为举河朔而弃之，甚非计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为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

　　二年，诏文振应援史咏复河东。是岁，辽州不能守，徙其军于孟州，以部将郝安等为文振副，护沿山诸寨。文振辞公府，诏不许。顷之，文振部将汾州招抚使王遇与孟州防御使纳兰谋古鲁不相能，复徙卫州，然亦不可以为军，迄正大间，寓于卫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乡兵守御本州，累功少中大夫、管州刺史。兴定二年，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岁，平阳失守，改同知平阳府事。三年，复取平阳，天作言：「汾、潞皆置帅府，平阳大镇，今稍完复，所管州县，不下十万户，复业者相继不绝，其过汾、潞远甚，宜一体置之。」是时，晋安、岚州皆有帅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抚使、权元帅左都监。四年，封平阳公，以平阳、晋安府，隰、吉州隶焉。天作请以晋安府之翼城县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焉。置平水县于汾河之西，朝廷皆从之。

　　初，轩成本隶程琢麾下，琢死，成率众保隰州，以为同知隰州军州事、兼提控军马。成增缮器甲，招纳亡命，颇有他志。是时，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请增置要害州县，以分其势。隰州之境蒲县最居其冲，可改为州，隰川之仵城镇可改为县，选官守备。诏升蒲县为蒲州，以大宁县隶之，仵城镇为仵城县。天作守平阳凡四年，屡有功，诏录其子定哥为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