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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第22章)(5)



  “我从来不讲不算数的话。只要你把画恢复原样,我还可以考虑你去上美术学院的。”

  “可我没法把它恢复原样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有次他们还偷偷给他送来个姑娘,孙煤。

  他愣住了。他差不多快把她忘了,因为他认为去过幸福生活的人都不必怀念。

  “你来干什么?”

  她脸色苍白,一个劲流泪。当徒弟告诉他,有个女兵要进来见他,他满心希望是陶小童。

  禁闭生活使他有足够时间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好,也并非像素来表现得那样超脱。在对待个人成功的问题上,他甚至嗅到浑身一股子浓厚的俗气。这些新发现使他心情舒畅,认为禁闭并没白关。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姑娘来对他的处境洒眼泪。他用轻松的语调对孙煤说:“啊呀呀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孙煤狂热地摇头,接着就扑到他怀里。跟她比起来,陶小童淡泊含蓄,像一汪清水。而此刻,那清水未免冷得令人寒心了。他费很大力气,才从她怀抱里挣扎出来。

  “快走吧,高力要知道非杀了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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