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列传第四十七(6)

　　又曰：

　　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还，违者勿复录用。未尝离任者议加恩赉，如愿自效河北者亦听陈请，仍先赏之，减其日月。州县长贰官并令兼领军职，许择军中有才略胆勇者为头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长官，州县亦如之，使人怀复土之心。别遣忠实干济者，以文檄官赏招诸胁从人，彼既苦于敌役，来者必多，敌势当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为清野计，事无缓急惟期速办，今晚禾十损七八，远近危惧，所谋可谓大戾矣。

　　又曰：

　　京师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缓急征讨必由于此，平时尚宜优于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积，虽在私室犹公家也。今有司搜括余粮，致转贩者无复敢入，宜即止之。臣顷看读陈言，见其尽心竭诚以吐正论者，率皆草泽疏贱之人，况在百僚，岂无为国深忧进章疏者乎？诚宜明敕中外，使得尽言不讳，则太平之长策出矣。

　　诏付尚书省，略施行焉。

　　寻迁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无何，转右司谏。时丞相高琪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古及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言曰：「礼义廉耻以治君子，刑罚威狱以治小人，此万世不易论也。近者朝廷急于求治，有司奏请从权立法：职官有犯应赎者亦多的决。夫爵禄所以驭贵也，贵不免辱，则卑贱者又何加焉。车驾所驻非同征行，而凡科征小过皆以军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决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宽静可以措安，而专事督责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选，多由文行、武功、阀阅而进，乃与凡庶等，则享爵禄者亦不足为荣矣。抑又有大可虑者，为上者将曰官犹不免，民复何辞，则苛暴之政日行。为下者将曰彼既亦然，吾复何耻，则陵犯之心益肆。其弊岂胜言哉。伏愿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执以为不可，遂寝。

　　四年，以右司谏兼侍御史。时大兵越潼关而东，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古上言曰：「兵逾关而朝廷甫知，此盖诸将欺蔽罪也。虽然，大兵驻阌乡境，数日不动，意者恐吾河南之军逆诸前，陕西之众议其后，或欲先令觇者伺趋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观望未遽进也。此时正宜选募锐卒并力击之，且开其归路，彼既疑惑，遇敌必走，我众从而袭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书省，高琪沮其议，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贤所，令古等领其事。

　　兴定元年七月，上闻宋兵连陷赣榆、涟水诸县，且获伪檄，辞多诋斥，因谕宰臣曰：「宋人构祸久矣，朕姑含容者，众虑开兵端以劳吾民耳。今数见侵，将何以处，卿等其与百官议。」于是集众议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强，将恃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语，特市井屠沽兒所为，乌足较之。止当命有司移文，谕以本朝累有大造，及圣主兼爱生灵意。彼若有知，复寻旧好，则又何求。其或怙恶不悛，举众讨之，顾亦未晚也。」时预议者十余人，虽或小异而大略则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议，咸请严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上策也。」上然之。时朝廷以诸路把军官时有不和不听，更相诉讼，古上言曰：「臣以为善者有劝，恶者有惩，国之大法也。苟善恶不闻，则上下相蒙，惩劝无所施矣。」上嘉纳之。

　　古以朝廷欲举兵伐宋，上疏谏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屡败，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帅府遣人议之，自是太平几三十年。泰和中，韩侂胄妄开边衅，章宗遣驸马仆撒揆讨之。揆虑兵兴费重不能久支，阴遣侂胄族人赍乃祖琦画像及家牒，伪为归附，以见丘崇，因之继好，振旅而还。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库充实，天下富庶，犹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庙，书之史册，为万世美谈，今其可不务乎？今大兵少息，若复南边无事，则太平不远矣。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借令时获小捷，亦不足多贺。彼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复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得、欲退不能，则休兵之期殆未见也。况彼有江南蓄积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知，则大兵闻之，亦将敛迹，以吾无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议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