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2)

    街两边的砖木水泥格子里，藏着些什么样的人？满街流淌的人，又来自哪一个格子里？他，还有她的脸型，身型，以及表情都是经过那些格子的塑造；那些大小格子呢，又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改造。街拐弯角的文具店铅笔柜台里的女人，青白的皮肤，绷紧了额角，鼻尖，颊和腮，似乎没有余格来作“笑”了，就显得很凶。小孩子买铅笔，忘了拿找头，多半因为怕她，过一时，哭着由大人押着来问。女人将找头捏在手里，问那小孩：你说说清楚，是你不拿，还是我不给？等大人一头向她赔罪，一头斥骂小孩糊涂，这才把找头往柜面上一推，走开了。当她下了班，将女式挎包带子收得短短的，挎在背上，身姿就显得很俏，走在街上的人流中，你会认不出她来，她好像变成另一个人，街面上许许多多年轻抑或不年轻的女人中的一个。街道上的人潮就能够修改人的面目，修改到大致差不多。一旦退入他或者她自己的那个空间，个性便显现了。而那个自己的空间且是有纵深度的，就是说在女店员服务的那个地方，自然是要比大街具有个人性，但在那之后，甚至之后的之后，还有着更为私密的空间，不为人们知道。她绷紧的青白皮肤，小而尖锐的额，鼻，颊，腮，严厉而淡漠的表情，多半来自那一个更加深邃的空间，那里有着更多的生活的内情。举个例子，有一天，我在马路上和少体校的女教练相遇。我们区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篮球班的女教练，终日穿一身洗褪颜色的旧球衣，脚上一双旧球鞋，起皮的嘴唇里咬着哨子，却不妨碍说话。看不出她的年纪，看她的脸，干枯暗淡，挺苍老，看她跑跳腾挪的身姿却很矫健。她带球穿刺过来，腿抬得很高，落地很轻柔，透过球衣，可看见髋关节的上下运动，连带着膝和踝的动作，篮球呢被压得极低，几乎贴着地面，就像粘在她指尖上，疾骤地弹跳，到篮下，一跃，球直落网中。她一定是从某个职业球队里退役，然后从事业余少年体育教育，继续着运动场上的生涯。就是这么一个女教练，职业在她身上刻下了烙印，可是当我在街上遇见她，这些职业的性质迅速退去，退到公共的背景里，同时，一种更为私人的，称得上隐私的属性呈在了面前。这条卵石路的小街上有一个米店，这天米店里来了一批红薯，于是小街排起了买红薯的长队。红薯，对于稻米为主的江南城市是个稀罕物，也是凭购粮证限量供应，并且过时不候。前来排队买红薯的大多是小孩，红薯多半是作了他们的零嘴，时间又在星期天，于是，拎着竹篮和铅桶，呼啸而来。我看见教练时，她已经买到了红薯，一手提一个铅桶，一边扭头喊着谁的名字，那名字听来是个乳名，大约是她的小孩。她还是穿着球衣球鞋，但嘴上没有衔哨子，她其实没怎么变，可是那一种称之为“隐私”的气息笼罩在她身上，是居家的气息。应着她的喊声，有两个小男孩一左一右共同提一竹篮红薯从她身边迅速地过去，不看她也不回答，好像害羞和母亲当众交道。看到孩子和红薯，她脸上的表情顿时松弛下来，迎头撞上我，欣然喊出我的名字，体育老师多是这样大咧咧的性格。我一扭头走了，心里很为她感到难堪。教练在这条小街的米店买配给的供应，说明她也住这个街区，要不是偶尔相遇，我怕是永远不知道这一点。这街区不大，可里面的人，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

    给我们路段送信的邮递员，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他瘦长的身体，花白的头发剃成板刷。他的绿色的邮衣袖口上和膝盖处打着同色的补丁，裤脚管各夹一个木头衣夹，是为防止车轴磨损裤管。看得出这是个俭省的人，并且家境贫寒。他的年龄和样子，都与邮递员不怎么对路。邮递员这个职业总有着一种浪漫性，他们携着天南海北的信呀包裹呀，满世界飞跑，将自行车骑得溜转。他们将报纸投篮一样投进敞开的门和窗，倘若有汇款挂号信需要盖图章，便阔声朗气地喊着收件人的名字，就好像传圣旨或者传福音。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又多少有一点佻亻达?，可是这一个，年纪就不符合，态度呢，是审慎的，下力地一脚一脚踩着车，就像一匹载重的老马。后来，我们班上来了一个留级生，她连留三级，比我们足足年长三岁。和留级生通常情形不同，她气宇轩昂。可能因为她的年龄，足可以不把我们这些小东西放在眼里，她多过我们的三岁年龄里已经积攒了见识，完全可能超越学校生活；再可能是因为她有着高大的身量，但奇怪也在这里，她并没为她的身量感到不自在，而是表现出强悍的气势；这就要涉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她的性格。如她这样，学习不佳，连留三级；家庭极度贫困，以至衣衫褴褛，这么岁数的女孩子都不该穿成这样破旧，脚趾头永远顶出鞋子的破绽；她的书包，文具，不知来自于什么人的周济，几乎已成废品，可她就是很骄傲呢！这可能是从极度的卑微里反弹出来的自尊，但也不排斥那样的可能，她就是对生活抱有朴素观念的人，并不以贫穷为耻，也不以学习不好为耻，人生自有大义，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她住在我们这条繁华大街分支出去的幽静小街上，本来是高尚住宅区，路两边多是独幢的花园洋房，她的家就在其中一幢的一间。这座独幢小楼已经分割成无数独立空间，住进无数人家。我去她家玩过，一间向阳的房间，应是从当年的客厅划分出来，再用板壁隔起。她母亲总是卧床，不是生病，就是分娩，床上一堆破被子，地下一串小儿女。这绿草茵茵之上的欧式小楼里，她家的贫穷景象，格外触目惊心，可他们一家，却气定神闲。她的父亲在邮局做事，照理她父亲的年纪比较合适做内务性的工作，但考虑家庭的困难，还是派给他邮递的差使，这差使意味着拥有一辆无偿使用的自行车，还有一年两套制服。我以为，我们路段上的老邮递员，就是她的爸爸。和邮递员的性质有些接近，对面弄口公用电话担任传呼的，是一名腿有残疾的青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四处可见腿有残疾的孩子，他们统是致残于一种疾病，小儿麻痹症，也就是脊髓灰质炎。他们拄着单拐或是双拐，噔噔地行走在大街小巷，这些拐杖往往出自他们父亲的手，不怎么合标准，可是粗壮结实，经得起磨折。说起来也蹊跷，这些有腿疾的孩子都格外地好动，调皮捣蛋的人群中总有他们一分子。拄拐并没有妨碍他们行动，正相反，他们因此有了驭乘，更加神气，他们操纵他们的拐杖，真是熟练极了，就好像是延伸出来的腿。这样的残疾多半会给日后的升学与就业带来障碍，可是就算他们不残了腿，也未必就是读书的料。他们对读书不怎么在心，生活里自有比书本上多得多的知识。至于就业，他们本来对职业没有偏见，这是从开埠时候保留下来的传统，平等意识之一种。那传呼电话的青年，不就是个好例子？要说，有腿疾并不适宜做这一行，可人们都以为很自然，并不挑剔，有什么要紧不过的事情，就算自己跑一趟又如何？他呢，一半出于腿脚不方便，一半是出于懒惰，总是要将传呼电话单累积到一定数目，再慢吞吞起身。有一些只是传话，有一些则是等回电，对方一定也是公用电话，不晓得在哪条马路的弄堂口。但无疑的，也是聚着一班人，修锁的锁匠，修鞋的皮匠，剃头挑子，小裁缝的铺子，抑或还是一个老虎灶，就有往来打开水的人。这是固定的人和营生，还有流动性的，比如磨剪刀的，补碗的，修棕绷的，爆炒米花，拉丝棉，算命的瞎子，甚至，偶尔的，北路过来的耍猴戏的人。这样的弄口，特别能体现百业兴隆的城市气象。所以，等回电决不会无聊的。那跛足的青年，就像折了翅膀的信使，拐来拐去传送消息。这青年的衣着和脸色都是一种青苍，好像来自缺乏光照的空间。街两边的房屋，在平整的墙面之后，有着多种复杂的结构，交错镶嵌无数的夹层，隔墙，加顶，破壁，它们都是建筑奇迹，使空间变得可以繁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形状各异的格子里，充斥进形态各异的生活，养育出各种生物。这青年来自哪一格呢？他身上脸上洇染的影调是属于哪一种？你也许会以为是疾病，其实并非如此，这种认识是出于对疾病的概念化理解，有的时候，情形却是相反的。饮食店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疾病患者，都在吃空的碗盘里，留下一张小纸条，表明要特别消毒。这纸条通常是用粉红色的薄纸裁成，专放于一个小碟。你就看见这里那里，空碗残留的汤水，半浸了一片粉红的纸。这就是疾病的花朵，隐藏在这纸片后面的是什么样的面容？从我们大街分支出去的又一条狭街上，有一扇窄门，嵌在两间商店的铺面之间，门内一架木梯，直通楼上，那往往是楼下店主的家居。店铺多是碗店，草席棉花店，腌腊店，小百货店，体现了柴米人生的小康之道。你几可推演当年创业者的历程：窥见商机，防缺补漏开出生意，投下多年的积攒，还有女人陪嫁过来的金银首饰，再缩减衣食，渐渐上了轨道，而这条街亦成闹市。后来，这些店铺收为国有，业主脱离干系，成了楼上单纯的住户。这一扇窄门，似乎依历史沿革，是铺面门板中的一条，移开来，看得见木扶梯底下的一张饭桌，放着泡饭锅，一点酱菜，还有两根油条，算作荤腥。如许寡淡的饭食，养育出的就是透明的肤色，太阳穴和眼睑下的淡蓝筋脉，因为无力而格外柔顺的头发。你不期然地，看见从这门的狭缝里，出来一个又一个美女，年龄依次从小姑娘到少女，再到成年女性。一律有着饱满的前额，挺直的鼻梁，鲜明的唇线，由于削瘦轮廓变得尖锐，线条也有些硬，却鲜明起来。她们看上去都有一种飘逸的风度，倘要仔细追究，便是虚弱。她们似乎无力直起腰，于是就都含着胸，她们甚至合上嘴的力气都没有，所以就微张着嘴，张成一个温柔的微笑。你很难听见她们的声音，她们说起话来就像耳语。她们是影子，美丽的倩影，这就是家族性结核病。有一日早晨我从那条小街经过，遇到她们中较为年长的一个在街上行走。柔软的黑发贴了头皮顺过耳后，显出纤巧的头颅，一道流利的线条从额经过鼻梁，双唇，再到下颌，深进颈窝。其时店铺还未开张，这条嘈杂的小街清寂着，清洁工已经在工作，扫除了街边的垃圾，她的侧影就从空廓的背景上掠过。后来，听说这家里第二个女儿病故了，会不会就是她呢？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数清她们总共有几个，又谁排第几，她们悄然活着然后故去。在这砖木水泥墙的裂隙里，不晓得有多少隐匿的人和事，是这城市“垢”一样的东西。那街面上，艳阳之下，煌煌闪烁的景物，其实是缺乏生动性的。当然，那是主流社会，是整块的石头与砖面，可是，也别忽视了那些嵌墙缝的物质，它们起着粘合的作用，没有它们，社会就散架了。我很难忘记的是，夏季里，熏蚊子的夜晚。由街道里委，再到各居民小组，挨门挨户发放驱蚊药剂。晚饭以后，规定的时间里，关闭门窗，凡吃的喝的，全覆盖遮蔽，大人小孩走出房间，留下家中负责任的那个，在搪瓷盆里点着药剂，闪出家门。这样，所有的人就都来到露天了。弄堂里，大小马路上，都是人。趿着拖鞋，短衣短裤，手里摇着蒲扇，腋下夹一个板凳，走到哪坐到哪。缺管教的小孩在人群里穿梭，惹得人怒声斥骂。除去那些熟悉的脸，比如，喊电话的，修锁修鞋，惯常在街面上活动的，许多从未谋面的脸也出来了。照理说，是陌生的，可奇就奇在这里，他们并不那么陌生，反而是稔熟的，似曾相识。原来，所有的人都出来，在了一起，个性便隐退了。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当这所有人集合起来，呈现的便是主流社会的面目。这面目是在彼此的模仿中形成，互相影响，再根据民主集中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成块成面、体积巨大的存在覆盖了全体，嵌墙缝的泥灰完全被洗涤，荡然无存。熏蚊子的夜晚，虽然人们都拥出户外，可是并不杂芜和壅塞，反而有一种阔朗，是清明世界。那沟沟坎坎里的污秽，成年的饭米粒儿，蟑螂屎，动物的骨头残渣，甚至完整的老鼠的干瘪尸体，你闭着眼睛想吧，过日子遗下什么糟糠，在看不见的阴湿地里发酵腐烂，衍生出病菌，当然，也化作肥料，又可说是日子的膏腴。熏蚊子的药剂有一股凛冽的气味，杀去空气里所有起腻的微屑。规定的时间过去，人们从大街分流，各回各家，推开房门，一刹那间，沉渣泛起。我们的小学校曾经举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这城市挑选了十处体现历史进步的场所，比如人民广场，昔日是跑马厅，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代表，如今改造为劳动群众集会的地方；比如人民公园，殖民时期张贴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比如少年宫，外国冒险家的豪宅，如今成了孩子们的乐园，等等，每一处安排有一名同学，普通话标准且口齿伶俐，介绍这地方的变迁，旧貌换新颜。那是由老师撰写，事先背诵下来的文章。义正词严，文风磊落。在此堂而皇之的讲述下，这些场所脱去了它们表面的建筑形态，显露出内里纪念碑式的宏伟性质，这是正史的气质，人在跟前变得渺小而且盲目，就像蚁群一样的生物。我们这群蚁群中的幼蚁，为提防走散，手牵着手，在老师引领下，从一个历史场所走向另一个历史场所，那些讲述者，领了特殊任务，分外骄傲，扮演着历史的代言人。他们立得笔直，扬着声音，将那北方语系的普通话咬得字正腔圆，引来路人的伫步。这些成年的市民，亲历旧政新朝的交替，在他们只是具体日常的人生，蓦然变成文词，概念覆盖了记忆。这就是我说的主流社会的空间，它们是巨型建构，供重大事件上演，并不是供人的生活，对于生活，它们的比例太夸张了。大理石的材质，罗马柱，或者工农政权风尚，平行与垂直的线条，都太不可体了。生活的形状曲折蜿蜒，有着微妙的细部，甚至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