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列传第四十五(5)

　　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恐坏和事。」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今我使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卒无益也。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酬以爵级银钞。时有粟者或先具数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民甚苦之。今米价踊贵，无所从籴，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将不独归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迩，人方危惧，若复无聊，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上深善其言，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仍谕忠孝曰：「极知卿尽心于公，然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人便可也。」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权本路宣抚副使。将行，求入见，上御便殿见之。奏曰：「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临事惨刻，与胡沙虎为党。」历数其罪，且曰：「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与政乎？愿即罢之。」上曰：「朕始即位，进退大臣自当以礼，卿语其亲知，讽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三年二月，改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始至，即上书言四事，其一曰：「杨安兒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军讨赋，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严为约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诳胁之计不行，其势渐消矣。」其二曰：「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夫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启衅败事。自今郡县阙员，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其旧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资级未及，令摄其职，待有功则正授。庶几人尽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其或有之，即当责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职。」其四曰：「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及或持敕牒求仕，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夫鬻所不当，有司罪也，彼何责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廪无所积，一旦军饷不给，复欲鬻爵，其谁信之？」朝廷多用其议。八月，召为吏部尚书。九月，改户部尚书。十二月，转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八月，上将祔享太庙，诏依世宗十六拜之礼。行信与礼官参定仪注，上言宜从四十四拜之礼，上嘉纳焉，语在《礼志》。祭毕，赐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谕之曰：「太庙拜礼，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进奏章，备述随室读祝，殊为中理。向非卿言，朕几失之，故特以是旌赏，自今每事更宜尽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兴定元年三月，起复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真拜参知政事。时高琪为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惟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会宋兵侵境，朝廷议遣使详问，高琪等以为失体，行信独上疏曰：「今以遣使为不当，臣切惑之。议者不过曰：'遣使则为先示弱，其或不报，报而不逊，则愈失国体。'臣独以为不然。彼幸吾衅隙，数肆侵掠，边臣以兵却之复来，我大国不责以辞而敌以兵，兹非示弱乎。至于问而不报，报而不逊，曲自在彼，何损于我。昔大定之初，彼尝犯顺，世宗虽遣丞相乌者行省于汴，实令元帅撒合辇先为辞诘之，彼遂伏罪。其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复欲加兵，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及刑部尚书梁肃衔命以往，寻亦屈焉。在章宗时，猖狂最甚，犹先理问而后用兵。然则遣使详问正国家故事，何失体之有。且国步多艰，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书生无甚高论，然事当机会，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复令尚书省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旧制，然今日之事与昔不同。」诏姑待之。已而高汝砺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议遂寝，语在汝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