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列传第四十四(6)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寝。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臣尝比监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夫军民有逃亡之病，而国家失日获之利，非计也。今隆冬冱寒，吾骑得骋，当重兵屯境上，驰书谕之，诚为大便。若俟春和，则利在於彼，难与议矣。昔燕人获赵王，赵遣辩士说之，不许，一牧竖请行，赵王乃还。孔子失马，驭卒得之。人无贵贱，苟中事机，皆可以成功。臣虽不肖，愿效牧竖驭卒之智，伏望宸断。」诏问尚书省。高琪曰：「鉴狂妄无稽，但其气岸可尚，宜付陕西行省备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谏伐宋，语在鼎传。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遂寝。

　　二年，胥鼎上书谏曰：「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总大纲，责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务，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纳，诏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时，筑汴京城里城，宣宗问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终当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无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曰：「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高琪无以对。

　　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顽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欲发其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之。石鲁剌、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惧高琪党与，遂不敢发。顷之，高琪使奴赛不杀其妻，乃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高琪，不敢发其实，赛不论死。事觉，宣宗久闻高琪奸恶，遂因此事诛之，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初，宣宗将迁南，欲置飐军于平州，高琪难之。及迁汴，戒彖多厚抚此军，彖多辄杀飐军数人，以至于败。宣宗末年尝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终身以为恨云。

　　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阁门使。二年，袭父谋克。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庆州事，权迪列飐详稳。丁父忧，起复西北路招讨判官，改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迁武宁军节度使，招徠中都飐军，无功，平章高琪芘之，召为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尝面奏高琪党比，语在《高琪传》。寻知河南府事，兼副统军，徙彰化军节度使。上言：「尽籍山东、河间、大名猛安人为兵，老弱城守，壮者捍御。」又言：「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从之。自是河东郡县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贺曰：「塔不也以少败众，盖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兴国皆赖忠贤，今兹立功，皆将率诸贤之力也。」乃以塔不也为劝农使，兼知平凉府事，进阶银青荣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知庆阳府事。三年，迁元帅左都监，卒。

　　论曰：高琪擅杀执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为之说，以诏臣下。就其事论之，人君欲诛大臣，而与近侍密谋于宫中，已非其道。谋之不密，又为外臣所知，以告败军之将，因杀之以为说，此可欺后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气无几。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沮迁飐之议，破和宋之谋，正犹缪医，投以乌喙、附子，只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杀之日，即能伸大义而诛之，何至误国如是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