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列传第三十八(4)

　　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许决四品以下。宣宗忧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阳之精，旱乃人君自用亢极之象，宰执以为冤狱所致。夫燮和阴阳，宰相之职，而猥归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论，汝砺辈不知所职，其罪大矣。汉制，灾异策免三公，顾归之有司邪。臣谓今日之旱，圣主自用，宰相谄谀，百司失职，实此之由。」高琪、汝砺深怨之。礼部郎中抹捻胡鲁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显责之。明日，伯嘉谏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尧、舜而耻为桀、纣，盖尧、舜纳谏，桀、纣拒谏也。故曰：'纳谏者昌，拒谏者亡'。胡鲁剌所言是，无益于身，所言不是，无损于国。陛下廷辱如此，独不欲为尧、舜乎？近日言事者语涉谤讪，有司当以重典，陛下释之。与其释之以为恩，曷若置之而不问。」宰相请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谏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人臣有忠国者，有媚君者，忠国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为国谋。臣窃论之，有国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国也。」高琪、汝砺闻之，怒愈甚。

　　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权参知政事，元帅左监军，行尚书省、元帅府于河中，控制河东南北路便宜从事。兴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冲要，不可阙官，凡召辟者每以艰险为辞。乞凡檄召无故不至者宜令降罚，悉心干当者视所历升迁。」诏召不至者决杖一百，余如所请。廷议欲弃河东，其民以实陕西。伯嘉上书谏曰：「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执意。

　　顷之，召还，罢为中丞。伯嘉入见，奏曰：「如臣驽钝，固宜召还，更须速遣大臣镇抚。」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国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为，财不富，赏不足以周众，独恃官爵以激劝人心。近日以功迁官赴都求调者，有司往往驳之，冒滥者固十之？，既与而复夺之，非所以劝功也。乞应军功迁官，宣敕无伪者即准用之。」又曰：「自兵兴以来，河北桀黠往往聚众自保，未有定属。乞赐招抚，署以职名，无为他人所先。」又曰：「河东、河北有能招集余民完守城寨者，乞无问其门地，皆超逾等级，授以本处见任之职。」又曰：「河中、晋安被山带河，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今虽残破，形势犹存，若使他人据之，因盐池之饶，聚兵积粮，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

　　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东。奏曰：「亳州灾最甚，合免三十余万石。三司止奏除十万石，民将重困，惟陛下怜之。」诏治三司奏灾不以实罪。伯嘉行至蕲县，闻前有红袄贼，不敢至泗州。监察御史乌古孙奴申劾伯嘉违诏，不遍按视。又曰：「伯嘉知永城县主簿蒙古讹里刺不法，沈丘令夹谷陶也受贿，匿而不发。前谷城县令独吉鼎术可尝受业伯嘉，伯嘉讽御史辟之。」诏有司鞫问，会赦免。

　　五年，起为彰化军节度使，改翰林侍讲学士。伯嘉纯直，不能与时低昂，尝曰：「生为男子，当益国泽民，其他不可学也。」高汝砺方希宠固位，伯嘉论事辄与之忤，由是毁之者众。元光元年，坐言事过切，降遥授同知归德府事。二年三月，遥授集庆军节度使，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率陕西精锐与平阳公史咏共复河东。顷之，伯嘉有疾。六月，薨。

　　伯嘉去太原后，完颜琢寓军平定石仁寨，权平定州刺史范铎以阎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骜，蓄奸谋，铎不能制，委曲容庇之。兴定元年，德用率所部掩袭，杀琢及官属程珪等百余人，遂据石仁寨。铎惧，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据平定州。二年十月，诏诛范铎。

　　术虎筠寿，贞祐间为器物局直长，迁副使。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寿以其家所有鞠仗以进，因奏曰：「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球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怿，掷仗笼中。明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

　　赞曰：孟铸、宗端修、路铎尽言于章宗，皆摈斥不遂。铸劾胡沙虎，可谓先知，虽行其言，弗究厥罚。厥后胡沙虎逆谋，胥持国终至于误国，而不悟也。宣宗时，完颜素兰、许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砺之手。匮土不能塞河决，有以也夫！完颜伯嘉以著功参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难也如是哉！术虎筠寿，所谓执艺事以谏者邪。

　　张炜，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燝，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葭州军事判官，再迁中都左警巡使。炜喜言功利，寡廉节，交通部民阎元翚，缙绅薄之。累官部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