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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味(执念)(12)



  伊渡:你觉得官场中都是些怎样的人?

  王跃文:如果仅仅把学历作为标准,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官场很流行读硕士、博士哩。可是精英们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因为他们是善于理性思维的一类,总会找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所以他们就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伊渡:回顾中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思想文化运动,也许就是对你所说的“精英堕落”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最好注解。

  王跃文:恐怕是这样。且不管别人怎么对精英作学术上的定义,我所指的精英,是那些文化素质较高且置身于权力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能够决定社会的命运。上世纪我们国家那么多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从所谓的精英层开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漱溟为农民呼吁,说城里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梁漱溟为此受到大批判,被视为从来就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知识分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又被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横遭批判。但梁漱溟从不低头,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楷模,令我敬重。可悲可叹的是,几十年的思想政治运动中,像梁漱溟这样的硬骨头知识精英,仅寥寥几人!大多知识分子都在历史思想政治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同的只是台上台下而已。

  伊渡:你觉得官场腐败是中国政治文明难度增加的最大障碍吗?

  王跃文:我觉得你的问题把因果关系颠倒了。首先应该建设好的政治文明,才会出现人们希望的所谓好的官场或好的官员。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官场中人的道德自律上,而应在制度建设上寻找出路,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我老家县里有位我原来的同事,当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正直而善良。他很想在政界有所建树,做个实实在在的好官。我一直把他引为朋友。可是,多年不见之后,我对他不敢相认了。他最初的政治目标是至少也要做到县委书记或县长。但是,官运不济,他只干到科级干部。他因为替县里领导车前马后多年,资历也算老了,被安排到一个较有实权的单位。我听县里的人讲,他已经变得贪婪而冷酷。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教育得市侩、世俗。他的孩子正好同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同班,只要同学们议论官场腐败,他的孩子就要站出来骂人,似乎只要有人讲腐败,就是讲他父亲。我不说这就是精英的堕落,但那位老同事至少也是知识分子。

  二十多年来,我见过太多纯良青年最后变成庸俗自私的小官僚,也见过太多德高望重的官员最后沦为阶下囚。真是令人沮丧!有的官员,也许几天前还与我同桌吃饭,非常理解地对我说,跃文呀,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看。你放肆写,没什么可怕的。这个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作家啊!可是过后我会突然听说,这位官员因为贪污腐败被“双规”了。

  伊渡:不谈国事了,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你的长篇小说《国画》发表,半年之内再版了五次,次次脱销。现在正版《国画》已经不仅仅具有阅读意义,而且有了收藏意义。听说网上的“孔夫子旧书店”,你的一本亲笔签名书已拍卖到两千块钱以上。后来的《梅次故事》、《西州月》、《亡魂鸟》,以及你的中短篇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王跃文作品精选》等等,只要出版,都必然热销,甚至冒用你名字出版的书也走得很好,用一个词,就是“风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写得多么好,中国比我优秀的小说家比比皆是,我在湖南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家。我几乎不同作家朋友谈文学,因为我还有自知之明。我虽然曾在回答某位官员的责难时愤然作色,说自己的《国画》将是不朽的,但冷静地说,我并没有这个自信。马尔克斯把《百年孤独》寄给出版商后,生怕遭遇退稿,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出版商决定印八千册,马尔克斯不同意,还担心印多了卖不出去而丢丑。马尔克斯都有不自信的时候,我等算什么呢?读者接受我的小说,我非常感激。我的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许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在官场中的复杂,读者“于我心有戚戚焉”。有读者缘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文学成功的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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