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列传第三十一(6)

　　会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地土不赡，官田多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诣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余万顷。还，坐以倡女自随，为宪司所纠，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复为枢密使，进拜尚书右丞相，超授崇进。时惩北边不宁，议筑壕垒以备守戍，廷臣多异同。平章政事张万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独谓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毕，上赐诏褒赉甚厚。撒里部长陀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蹑，与仆散揆军合击之，杀获甚众，敌遁去。诏征还，入见，优诏奖谕，躐迁仪同三司，赐玉束带一、金器百两、重币二十端，进拜左丞相。

　　宋人畔盟，王师南伐，会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帅往督进讨。宗浩驰至汴，大张兵势，亲赴襄阳巡师而还。宋人大惧，乃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以书乞和。宗浩以辞旨未顺却之，仍谕以称臣、割地、缚送元谋奸臣等事。岩复遣方信孺赍其主赵扩誓稿来，且言扩并发三使，将贺天寿节及通谢，仍报其祖母谢氏殂，致书于都元帅宗浩曰：

　　方信孺还，远贻报翰及所承钧旨，仰见以生灵休息为重，曲示包容矜轸之意。闻命踊跃，私窃自喜，即具奏闻，备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载之仁，与都元帅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谢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诣行省，以请定议。区区之愚，实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听焉。

　　兵端之开，虽本朝失于轻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为不早。自去岁五月，编窜邓友龙，六月又诛苏师旦等。是时大国尚未尝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诸军屯于境外者尽令彻戍而南，悔艾之诚，于兹可见。惟是名分之谕，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无佳兵之意，况关系至重，又岂臣子之所敢言?

　　江外之地，恃为屏蔽，傥如来谕，何以为国?大朝所当念察。至于首事人邓友龙等误国之罪，固无所逃，若使执缚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罚于臣下。所有岁币，前书已增大定所减之数，此在上国，初何足以为重轻，特欲藉手以见谢过之实。傥上国谅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计。矧惟兵兴以来，连岁创残，赋入屡蠲，若又重取于民，岂基元元无穷之困，窃计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于通谢礼币之外，别致微诚，庶几以此易彼。

　　其归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时窜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无所用，岂以去来为意。当隆兴时，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洎和议之定，亦尝约各不取索，况兹琐琐，诚何足云。傥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处驱掠人，悉当护送归业。

　　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成大功者不较小利。欲望力赐开陈，捐弃前过，阔略他事，玉帛交驰，欢好如初，海内宁谧，长无军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泽洋溢，鼎彝所纪，方册所载，垂之万世，岂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诞节将临，礼当修贺，兼之本国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续津发，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亟践请盟之诺，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无极。誓书副本虑往复迁延，就以录呈。

　　初，信孺之来，自以和议遂成，辄自称通谢使所参议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为通问使所参议官，信孺援以为例。宗浩怒其轻妄，囚之以闻。朝廷亦以其为行人而不能孚两国之情，将留之，遣使问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还必得罪，拘之适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数其恌易，而释遣之使归，自穷无辞以白其国人，则扩、侂胄必择谨厚者来矣。」于是遣之，而复张岩书曰：

　　方信孺重以书来，详味其辞，于请和之意虽若婉逊，而所画之事犹未悉从，惟言当还泗州等驱掠而已。至于责贡币，则欲以旧数为增，追叛亡，则欲以横恩为例，而称臣、割地、缚送奸臣三事，则并饰虚说，弗肯如约。岂以为朝廷过求有不可从，将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与我军角一日胜负者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虑以计将来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语形于尺牍而勤邮传，何也?

　　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岂不以生灵为念，盖犯顺负义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国犯盟，侵我疆埸，帅府奉命征讨，虽未及出师，姑以逐处戍兵，随宜捍御，所向摧破，莫之敢当，执俘折馘，不可胜计，余众震慑靡然奔溃。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劳而复。今乃自谓捐其已得，敛军彻戍，以为悔过之效，是岂诚实之言!据陕西宣抚司申报，今夏宋人犯边者十余次，并为我军击退，枭斩捕获，盖以亿计。夫以悔艾罪咎，移书往来丐和之间，乃暗遣贼徒突我守圉，冀乘其不虞，以徼幸毫末，然则所为来请和者，理安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