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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味(灵肉)(8)


  王跃文: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异端非李贽莫属。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名”的罪名被捕,关押在北京皇城监狱。一天,他吩咐狱卒给他剃发后,取剃刀自刭而死。临死前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在地上写道:不痛。又问:为何自杀呢?答:七十老翁何所求?于是血尽气绝而亡。

  伊渡:李贽确实是个自觉的异端。他曾经夫子自道:天下世俗之人与假道学者流都把我看作异端,我不如干脆就做异端,免得他们把异端的虚名加在我的头上!李贽之异,异在何处呢?

  王跃文:李贽公然为人的“私心”正名,说自私就是人心,人必须自私然后才有心,如果没有自私就没有心了。他宣称,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举凡好货,好色,多积财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谋等,均为百姓之常情。这种“私心”,即“童心”,即人生下来就存在的本心,所以纯真。他依照此番逻辑,推出了情性自然论。他说,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情性中自然涵有礼义,不需外在的礼义去约束。情性不可以一律求之。人莫不有情,莫不有性,极具个体特征,岂可一律求之?李贽更是大声疾呼: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

  伊渡:宋明道学家们的言必“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则把人从所谓的“天理”拉回到“人欲”。

  王跃文:正是。李贽认为吃饭穿衣,声色财货,都来于自然,也只能听其自然。自然中已有礼义良知,何必外在求之!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们在李贽眼里是面目可憎的: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厚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迁,心与口违。李贽看腻了假道学的嘴脸,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伊渡:骂得真痛快。

  王跃文:李贽不光学说异端,他人生之旅也殊为异端。他有官弃官,有家弃家。他的弃官弃家并不是为了摆脱世俗欲望,而是为了更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欲望。他认为自己在欲望中深谙佛家游戏三昧,已经无善无恶,和光同尘了。他六十一岁出家为僧,却没有受戒,也不守戒规。他从不奉经祈祷,连读书都怕费目力,而要别人读给他听。他居然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又做《观音问》与士人妻女论道,这在当时是伤风败俗的丑行。他公然宣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

  伊渡:李贽真够狂的。

  王跃文:所以,李贽的狂诞悖戾使那些道学家们又怕又怒。一六○一年初春,他出家为僧的芝佛院被一场来历不明的大火烧得四大皆空。据说那场火就是当地官吏缙绅指使无赖放的。一六○二年,曾是他的好友的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了一本奏书,参劾李贽耸人听闻的罪状: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终于,万历皇帝大怒,着令锦衣卫将他捉拿入狱。他的著作也被下令焚毁,应验了他自己起的书名《焚书》。

  伊渡:谈了这么久,可是纵观中国的哲学发展史,尽管多多少少有几个离经叛道者,大体上还是一部灵魂对肉体的压迫史。中国人哲学存在的前提仿佛必须是蔑视肉体。既然肉体如此低级鄙俗,成了人性善的桎梏,那么我们能将肉体放在何处?

  王跃文:我们今天再提对肉体欲望的压抑与厌弃已经不合时宜,但谈论灵魂的高尚与自由又往往被看成迂阔可笑。新的疑惑又出现了。这是否可以看成历史的进步?是人性的张扬还是人性的堕落?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所要的生活到底存不存在?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那样,对我们所能够拥有的生活心满意足,禁不住喊一声:生活呀,你停下来吧,太美好了!

  伊渡: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电影《第七封印》中的主角有段台词很有意思。他说:我的肠胃就是我的世界,我的脑袋就是我的永生,我的双手就是两个呱呱叫的太阳,我的两腿就是时间的钟摆,我的一双臭脚就是我哲学的起点!天下事样样都跟打了一个饱嗝似的,只不过打嗝更痛快些。

  这段俏皮得有些粗俗的台词,道出的其实正是哲学的本源。如果想说得文雅或严肃些,我们可以引用诗人保尔?瓦莱里的话:一切人体未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哲学体系都是荒谬的,不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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