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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第11章)(2)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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