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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味(尘梦)(13)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腰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腰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腰间。那个烟袋,就别在腰带里。

  出工时,没有人在意我捆了腰带。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烟。终于有人喊呷烟了,我从腰间掏出了烟袋。不料男人女人们都笑开了:人没有卵子大,卵子没有香棍大,学着抽烟了!

  别人再怎么说,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亲。父亲也正望着我,张开大嘴,笑得只见满口白牙。我的父亲长得很黑。

  我抽了平生第一口烟,辣得喉头像呛了鱼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们笑得更欢了。我偏要充男子汉,刚缓过气来,又抽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你不是抽旱烟的料,长大了抽鱼儿牌吧!

  那个暑假,我一直学着抽烟,父亲没有骂我。也许是劳动给我了做大男人的权利。可是,一到开学,我抽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学会了抽烟,父亲后来干脆就不说我了。我开始变成真正的男人。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抽烟。手头总很拮据,几个成瘾的同学就凑着钱买烟抽。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你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你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满着偶然性。我当时只想当名教师,很想去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给谁去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传说中说我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里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怀化地区(现已改作市)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外县的一位同志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偏偏晕船,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官,做个好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可我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是为着就业。

  伊渡:你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诱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实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万块钱,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还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有他们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做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因为很多百姓并不把当官的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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