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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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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是奇怪的东西。拿差别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些特殊的词汇。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我认识毛先生还是三年前的事。我们俩初次见面的光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懂他的话,所以十分注意地听他自己解释,因而附带地也记住了当时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话,可不是因为他不会说国语。他的国语就是经国语推行委员会考试也得公公道道的给八十分。我听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话写一篇小说,极精美的印出来,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那正是个晴美的秋天,树叶刚有些黄的;蝴蝶们还和不少的秋花游戏着。这是那种特别的天气:在屋里吧,作不下工去,外边好象有点什么向你招手;出来吧,也并没什么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觉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这么进退两难,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飞到那蓝色的空中去;继而一想,飞到那里又干什么呢?立起来,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边的小蝴蝶那样飞起去又落下来。秋光把人与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样好了。
  最后,我决定出去看个朋友,仿佛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谅自己似的。来到街上,我还没有决定去找哪个朋友。天气给了我个建议。这样晴爽的天,当然是到空旷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学去找老梅,因为大学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园。
  从楼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里呢:他屋子的窗户都开着,窗台上还晒着两条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声,他登时探出头来,头发在阳光下闪出个白圈儿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连蹦带跳地上了楼。不仅是他的屋子,楼上各处的门与窗都开着呢,一块块的阳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觉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门口迎接我。他蹋拉着鞋片,穿着短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没有功课。
  “好天气?!”我们俩不约而同的问出来,同时也都带出赞美的意思。
  屋里敢情还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认识。
  老梅的手在我与那位的中间一拉线,我们立刻郑重地带出笑容,而后彼此点头,牙都露出点来,预备问“贵姓”。可是老梅都替我们说了:“——君;毛博士。”我们又彼此嗞了嗞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着窗,斜向屋门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们俩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这位博士,我想。
  一边和老梅闲扯,我一边端详这位博士。这个人有点特别。他“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该怎样的就全怎样,例如手绢是在胸袋里掖着,领带上别着个针,表链在背心的下部横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过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显然是曾经换过掌儿。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为谁许下了愿,发誓洋装三年似的;手绢必放在这儿,领带的针必别在那儿,都是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条律。他不使人觉到穿西服的洋味儿,而令人联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强劲儿。
  他的脸斜对着屋门,原来门旁的墙上有一面不小的镜子,他是照镜子玩呢。他的脸是两头翘,中间洼,象个元宝筐儿,鼻子好象是睡摇篮呢。眼睛因地势的关系——在元宝翅的溜坡上——也显着很深,象两个小圆槽,槽底上有点黑水;下巴往起翘着,因而下齿特别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齿顶得你出不来我进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说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责任洋服,可又不怎么带劲。脖子上安着那个元宝脑袋,脑袋上很负责地长着一大堆黑头发,过度负责地梳得光滑。
  他照着镜子,照得有来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赏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别。他是背着阳光,所以脸的中部有点黑暗,因为那块十分的低洼。一看这点洼而暗的地方,我就赶紧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阴了天。这位博士把那么晴好的天气都带累得使人怀疑它了。这个人别扭。
  他似乎没心听我们俩说什么,同时他又舍不得走开;非常地无聊,因为无聊所以特别注意他自己。他让我想到:这个人的穿洋服与生活着都是一种责任。
  我不记得我们是正说什么呢,他忽然转过脸来,低洼的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仿佛向心里找点什么。及至眼又睁开,他的嘴刚要笑就又改变了计划,改为微声叹了口气,大概是表示他并没在心中找到什么。他的心里也许完全是空的。“怎样,博士?”老梅的口气带出来他确是对博士有点不敬重。
  博士似乎没感觉到这个。利用叹气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仿佛天气很热似的。“牺牲太大了!”他说,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脚伸出很远去。
  “哈佛的博士,受这个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开心呢。
  “真哪!”博士的语声差不多是颤着:“真哪!一个人不该受这个罪!没有女朋友,没有电影看,”他停了会儿,好象再也想不起他还需要什么——使我当时很纳闷,于是总而言之来了一句:“什么也没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样洼,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泪来;他千真万确地是很难过。
  “要是在美国?”老梅又帮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电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电影,大概他心里没什么了。我想。我试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戏好啊,倒可以看看。”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来:“听外国朋友说,中国戏野蛮!”
  我们都没了话。我有点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议去洗澡;城里新开了一家澡堂,据说设备得很不错。我本是约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声,他既是在这儿,况且又那么寂寞。
  博士摇了摇头:“危险哪!”
  我又胡涂了;一向在外边洗澡,还没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里多么脏!”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国,只有上海。
  “此地与上海不同,”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些。
  “可是中国还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他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顺眼——嘴差点碰到脑门,鼻子完全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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