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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七·户内 第二部)(27)



    克利斯朵夫握着奚尔曼太太的手。她哭了。接着她坐在床头,过了一忽又说:“让我来照顾她吧……”

    克利斯朵夫和高尔乃伊神甫一同回到顶楼上。教士有点不好意思,表示自己很唐突。他谦卑的说希望死者原谅:他不是以教士的身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的。

    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再到华德莱公寓的时候,发见女孩子抱着奚尔曼太太的脖子,那种天真跟信赖的神气,足见儿童对于能够讨他们喜欢的人是立刻会倾心的。她答应跟着新朋友走……原来她已经把义父给忘了,对新妈妈表示非常亲热。这种情形照理是教人不大放心的。奚尔曼太太自私的爱有没有看到这一层呢?……也许看到罢。可是有什么相干?她非爱不可。爱才是幸福……

    华德莱先生下葬了几星期以后,奚尔曼太太带着孩子离开巴黎,到乡下去了。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在场。她那个衷心欢悦的表情,他们俩从来没见过。她完全没注意到他们,临走才发觉了克利斯朵夫,过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救了我。”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奇怪,他和奥里维回上楼去,说:“她是什么意思呢,这疯疯癫癫的女人?”

    过了几天,他接到一张照片,是个陌生的女孩子,坐在一张圆凳上,很乖的把两只小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神清明而忧郁。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我的亡女感谢你。”

    一缕新生的气息就是这样的在那些人中间吹过。一座热情的炉灶在六层楼上燃烧,它的光芒慢慢的透入整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可不觉得,他只嫌功效太慢。

    “啊!"他叹道,"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难道竟不可能吗?”

    “急什么!"奥里维说,"那需要互相的容忍和同情,而这些又得从内心的欢乐产生的。——所谓内心的欢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觉得自己作着有益的活动,参与着伟大的事业所感到的喜悦。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好是正在走向-伟大-的时代。同时也需要——(这两点是同时来的)——有一个超党派的、聪明的、强有力的政权,能运用大家所有的精力的政权。这超党派的政权的力量一定是靠自己本身而非靠什么群众的,一定是不依赖那些混乱的-多数-,而是以它所完成的事业使大众心悦诚服的,例如战胜的将军,匡救国难的独裁政府,-智慧高于一切-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是我们作不了主的。要有机会,还要有懂得抓住机会的人;要幸运与天才两者俱备。等着罢,希望罢!力量已经有在这里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法兰西、新法兰西、大法兰西的工作的力量……如果有什么神咒能把这些联合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气势!可是这神咒,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念得出来的。谁能够呢?胜利吗?光荣吗?……耐着性子吧!主要的是,整个民族所有坚强的分子都得养精蓄锐的等着,不能消耗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时间没来到以前灰心。唯有能够用几世纪的耐性,劳苦,信仰,去换取幸运与天才的民族,才有获得幸运与天才的希望。”

    “谁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幸运与天才往往来得出人意外的早,——就在大家并不期待的时候。你们计算的时候太看重-世纪-了。准备起来罢!把行装收拾起来罢!得永远穿着鞋子,拿着手杖,……谁敢说主不就在今晚走过你的门口呢?”

    今晚他已经来得很近。他的翅膀的影子已经映在门上了。

    德法两国之间出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三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乡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般以为理性业已统制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忽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的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都有些报纸素来自命为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有时是暗中受着政府的指使),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有纠纷,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它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作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它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战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国一样。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主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以看出德国一般政治家完全不了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欧洲享有德国从来未有的几百年的光荣和威望的国家,这种***的压迫自然要引起跟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后果。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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