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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五 节场 第一部)(33)



    ②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品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譬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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