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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州月(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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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剿匪功臣们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出业绩,干部上去的就少。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老干局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外地看着羡慕,却不知他们有多少无可奈何。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老人们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什么年头了,还有留长辫子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眼,不答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关隐达后来才知道,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生擒匪首活阎王啦,智取匪巢金鸡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闹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

  当时他老婆孩子仍住在山东老家,一个贫穷的乡村。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敲着钵子吃食堂。如此过了好多年,也没回家探过亲。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几年前老太太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里人既进不了城,又不甘心正经当农民,几十年闷着股恶气过日子,所以弄得很穷。儿孙们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全家老小都把他当神经病。

  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仍然住着六十年代建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似乎那里是个神秘的千年古洞。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亮晃晃的剑,或提着菜篮子。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他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他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家动作慢,几个姑娘望着他,觉得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他一出门,姑娘们都松了口气,吐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知道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没看见,守在办公室,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望着陈永栋走出办公楼,拖着长辫子,背影慢慢消失。他们便如释重负,说话做事回复常态。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当然谁也不会公开提及这话题。

  陶凡早就听说过陈永栋的古怪。说来也巧,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位老人。陈永栋就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有回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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