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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5)



    路上我和陈果闲聊,问地震和海啸的时候,她在干什么。“我可不想被采访。”她说。我觉得她的语气带着七分认真,把我卡着了,几乎难以继续对话。我心里有些恼火,她这态度换个脾气差的会觉得被冒犯,只是今后几天如果没了这个翻译,靠自己那半吊子日语水平,采访可有点儿悬。这是她的说话风格,得习惯,我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不是采访,就是随便聊聊。”我说。“地震和海啸时我在学校里。”我以为她的发言就到此为止,真是毫无营养。不料她停了停,说:“地震来的时候,我恍惚了一下,然后就发觉自己坐在地上了。我还没意识到地震了,但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动,所有的东西。它们好像都要活过来。”

    我听得头皮一炸,她没有再多说什么,但这已经足够。我想,我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篇新闻的标题——一切都活过来了。

    在那之后,陈果沉默着开车。我想地震对她一定造成了阴影,也就不去追问,反正之前说好了只闲聊不采访的。

    但坐在陈果旁边,气氛很容易就会变得尴尬。她仿佛有一种天赋,能让身边的人进入僵直状态。

    于是我又找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比如她来日本多久啦,哪里人啊之类的。她的回答总是简短到干涩。

    “我是福建人。”她把车停下,说,“我们到了。”陈果跳下车和看门的老人说话。而我则盯着门牌发呆。怪不得她先前那一副表情,这门牌上有我能看得懂的汉字,日文里许多汉字的含义和中文不同,比如“手纸”的意思是“信”,但这几个字,就算全不通日语的人,也不会搞错含义。

    “友和精神科病院”。在住宿如此紧张的灾区,仍能为我安排房间,原来不是X机构出了国门依然手眼通天,而是要我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难以接受的安排,但我对此倒是真无所谓。一个居所而已,当记者这么多年,再艰苦的条件都经历过。陈果把车开到院内停好,我们刚下车,一个中年人就小跑着过来。他给我们两个递了名片,是这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叫山下雄治。他带我们大概走了一圈,说希望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能住得习惯,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我说这里看起来很舒服,只希望护士医生都能认得我,把我和住院病人区别对待就行。山下雄治大笑,说一定。当然,这些都是由陈果翻译的。

    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分成好几个院落,我猜可能是根据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分开居住的。山下把我们领到一个由两幢直角相连的二层楼房组成的院落,我的住处在一楼。我们跟着他走进去,穿过一个有许多人的大厅——我想那都是病人。他们有男有女,穿着便服,或坐着看书,或来回走动,或两三人聊天,见我们穿堂而过,也并不盯着看,和正常人无异。穿着白服的医生则就在旁边看着,神态也都很放松。

    “不要担心。”山下说,“这里住着的病人,都是恢复得很好的,差不多快能出院了,应该不会打扰到你。”

    房间有十二三平方米大小,放了单人床、床头柜、写字台和衣橱之后,还有不少空间,比国内的类似病房要宽敞许多,还带了个卫生间。原本是有网络的,但现在网都断了,不知什么时候恢复。如果我需要把稿件传回国内,可以去山下的办公室打印出来,然后发传真。打电话则稍方便些,每一幢楼都会保证有一部电话是畅通的,这幢楼的电话在入口处服务台。当然也可以打手机,但信号很糟糕,时时会断,因为附近的基站还处于半瘫痪状态,大多数则还停着电。陈果说宫城那边情况更差。

    山下交代过基本情况就离开了,陈果问我接下来的安排,是今天就出去采访,还是等明天。现在还没到五点钟,从记者的角度出发,我当然是该抓紧时间立刻出门采访,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让陈果先回去,明天一早来接我。

    这不是我要偷懒,而是在这种通信不畅的环境下,我该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梁应物找上门来。

    只要我今天不出门,晚上十点之前,必然会有他的消息。要我猜的话,他会直接登门。

    陈果走后,我跑去大厅坐了会儿,包括一个五六十岁大婶在内的几个人试着和我说话,见我用中文回答就悻悻地走开了。快六点的时候,这些人纷纷回房去,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矮个男人经过我时,向我点点头,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了声“你好”。在我吃惊的时候,他已经自顾自地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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