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乐土与人，无尽的悲情三角【乐土观后感】

 　　把《乐土》称作《悲情三角》，甚至让它在戛纳取而代之登顶（尽管并不在主竞赛），都不是什么匪夷所思、德不配位的事情。

　　这部处女作技法圆熟，情感馥郁，不仅之于戛纳，也之于LGBTQ电影，尤其是之于巴基斯坦电影和刚刚过去的2022年，它都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宝藏。尤其是国别，一个外人连它主拍娱乐片都未必知晓的地方，终于有一位年轻导演，把并不贪恋娱乐与经济收益的现实电影，托到了世界舞台。

　　无论是举动，抑或是品质，恐怕都只会徒增我们的艳羡，很多时候彼此差距的突然成型，是要被刻板印象下的超大反差给迅速推动的。

　　《乐土》这电影，其实也先在刻板印象上开刀。

　　它聚焦的是巴基斯坦非常典型的传统穆斯林家庭，一家之主是老父亲阿曼，大儿子萨利姆和妻子努奇膝下只有女儿，小儿子海德和妻子穆塔兹则尚未生育，在重男轻女而且注重传宗接代的家国环境里，众人地位已经早早被身份与附加属性所精密捆绑。

　　顺着这些千百年来无法撼动的标签，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并且预判个中角色的命运轨迹，于是蝼蚁的挣扎，就在变数中搅动令人唏嘘的因由。

　　导演塞姆·萨迪克在这样的背景下处理群像，排布际遇，有相当巧妙的焦点移动方式。观众一开始会以为深柜的海德是主角，然后发现焦点人物是他的老板，变性人碧芭，最终发现，蕴藉着最大情感力量的是穆塔兹，一位妻子、儿媳与准母亲，一位女性。

　　视点在三个悲情人物身上的转移，实质上构成了电影的悲情三角。三足鼎立的悲剧呈现，打破了我们对电影的预判，即它不是过分单纯的同性恋、变性人、同妻电影，或者更大层面的酷儿电影、女性电影，它反而是要各有蘸取，最终构成广泛的照拂以及精准的抗击。

　　我们不妨先从三位跳脱标签限定的主角开始细说。

　　海德身为大家庭里最年轻的男性，一直在逃避传统男性对应的所谓责任，譬如挣钱养家，生儿育女，甚至宰杀牲口。

　　非常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屠夫无法上门，父亲发号施令要求杀羊，他无从下手，就顺势让挺身而出的妻子做了主力，热血溅到彼此脸上，宣示二人必将领受公开献祭。

　　这大庭广众下的「权势」逆转，又是家中日常，失业多年的海德平时就在家中帮助兄嫂照顾孩子，而妻子则欣然外出工作。父亲「需要」掰正男内女外的「乱象」，一旦海德找到工作，大儿媳努奇表示家中需要帮手，穆塔兹就被勒令辞职回家。

　　但是谎称担当剧院经理的海德，实际上是做伴舞，既不阳刚，也没声望，无法确切反哺这个家庭上上下下的刚需。而他之所以决定接受这份起初抗拒的工作，又跟勇敢做自己的领舞碧芭有关。

　　她是他眼中美与力的象征，他希望被她征服，甚至被她填充，在暗地里瓦解自己正统的男性身份，缓释多年束缚。

　　于是作为隐秘的同性恋，他又把自己定格到所谓的最低位置里，因为他需要臣服在女性装扮的碧芭胯下。癖好当然不牵涉对错，但在电影的语境中，当他不自觉地面对一整套异性恋准则对号入座，甚至在一整个禁忌游戏的杯弓蛇影里拆解自我，那种犹疑、自厌与痛苦就会撕扯得极其揪心。

　　他曾经给碧芭说过一个笑话，鸡与蚊子相恋，但在接吻时给对方传染了禽流感或登革热，双双死去。实际上他也抱着某种必死的心态去跟碧芭相爱，这死的觉悟包含东窗事发的社死，但是彼此需索的根本错位，导致他被扫地出门，情感与身心在屈辱的绝望里迅速凋敝，并埋下伏笔。

　　海德不够「男性」却又不得不维系男性形象，是他悲剧的起源。而他这些男性气概的衰亡，又跟碧芭和穆塔兹「男性气概」的无意兴盛紧密关联。

　　碧芭是一位变性人，是性别乃至社会规则的最大颠覆者，也是受害者。同样对男性身份的弃绝，让她身处被轻视、被轻薄甚至被胁迫的境地，特别是当她急需攒钱做完整手术的现阶段。

　　她残留的，或者说不得不武装出来的贴近男性的强悍，予以她一定程度的自我保护。但是海德对她的依赖与眷恋，无论制造过多少相互谅解的泡影，都会随着双方定位的亮牌而遭到毁坏。她再度成为两头不到岸的象征，内心向往自我与自由，但实质上相距越来越远。

　　从短片《亲爱的》开始关注变性舞者的导演，让碧芭成为海德以及传统家庭难得触及的光怪陆离本身，或者说遥远但更真实的现实本身。她内在的「关闭」，是对方自我探索的破产，也是非主流人群的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