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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输的人(2)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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