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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小时(3)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Erhatschongenug。”(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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