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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王(3)



    但我不明白,他竟然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是经由模仿和吸收,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用文字表达出来。凡是在书中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御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领域。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

    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在发生那事件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入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想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和亲人团聚,我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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