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诺贝尔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3)

 

　　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在生活中和在文学上一样，我的基本感觉就是“远离中心”。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更丰富，更激动人心的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到处都有，可我不在其中。今天，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感。同样的，世界文学，也有它的中心，离我也很遥远。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西方而不是世界文学，我们土耳其人不在其中。我父亲的图书室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图书室的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书——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有着无数亲切的细节——而在另一端，是个外来者，西方或是世界文学，一个截然不同的，让我们又痛又爱的世界。阅读、写作，就像是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不同的、奇怪的和令人惊异的世界中去找寻安慰。我感觉父亲就是靠读这些小说来逃往西方世界——就像后来我做的一样。或者，在我看来，那时的书就是我们捡起来逃避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工具，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如此的失落。为了充实自己的笔记，父亲赶到巴黎，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又带着手稿回土耳其。我看着父亲的箱子，这就是让我坐立不安的源头。在一个房间里写作25年之后，我成了土耳其的作家，当看到父亲把自己的想法紧紧地锁在了箱子里，就像写作是一项秘密工作，要远离社会、国家，和人们的视线。这让我羞愧。这可能是我对父亲不能像我一样认真对待文学而倍感气愤的原因吧。

 

　　事实上我就是因为父亲没选择和我一样的生活生气。可他从未和自己的生活过不去，他一辈子都快乐地和朋友亲人在一起。但我自己又有点知道我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妒忌”，后者要准确得多了，而这一点又让我尤其不安。每逢想到这点，我就会轻蔑，恼怒地大声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孤独的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吗？或者是与芸芸众生一起，过着或装出过着舒适生活的样子？还是不管幸福与否，都和周围的人事和谐一致，享受生活的同时悄悄地写下来？这些问题实在是太让人烦恼了。谁说幸福是衡量生活的唯一标准的？大众，报纸，每个人都把幸福当作评判生活的重要尺度。这事本身是不是说明其反面也很值得探寻一番？毕竟，父亲也曾多次从家里逃跑——我又能说我对他有多少了解，我对他的焦虑又有多少理解呢？

 

　　我第一次打开父亲的箱子时就是受这种情绪影响的。父亲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情的秘密或是不幸而他只能默默忍受，倾泻在纸上？一打开箱子，旅行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我认出了其中的几本笔记，父亲多年前曾给我看过，但我却从没仔细读过。我现在拿在手里大多数笔记是我们还年轻时父亲到巴黎去做的。我就想读我所崇拜的作家的手记一样急切地想要了解父亲在我那个年级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不久我就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最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在笔记中时不时能读到作家的腔调。我知道那不是父亲的声音。一点都不真实，至少不属于我认识的我的父亲的声音。在对父亲写作时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担心之下，还有更深的担忧：害怕内心深处的自己也不真实，害怕在父亲的作品里找不到什么好东西。这又增加了我对父亲受太多作家的影响的忧虑。我年青的时候也为此深受折磨，几乎陷入绝境，差点就放弃我的本性，我的写作欲望，我对生活拷问的习惯。在我当作家的前十年里，我对此倍感焦虑，尽管后来有所摆脱，我还是会担心某天我还得承认自己的失败——就像我在绘画上的努力一样——最终屈服于这种烦躁，放弃小说的创作。

 

　　我曾经提到过我关上父亲的箱子时产生的两种情绪：在外省的被放逐感觉和我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感觉。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多年来他们就一直在我的阅读、写作当中存在着，我也就一直在研究，发现甚至深化这些各式各样的、出人意料的，既让人精神崩溃也让人情绪高涨的情感和色彩。我的灵魂是早已被混乱，敏感和来自生活中和书本里的稍纵即逝的痛苦所困扰，这些大多来自年轻时的体会。只有当我写书的时候才对真实性的问题（比如《我的名字是红》和《黑书》）和边缘性的生活(比如《雪》和《伊斯坦布尔》)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他们是如此的隐秘，有时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还要不辞辛苦地去研究、了解、揭示它们，真正的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他们变成我们的精神和作品中的看得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