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通往主体间承认之路(2)

　　主体间的承认广泛存在于家庭、社群和国家层面。影片没有仅仅聚焦于街头暴力本身，而是对于参与街头暴力的个体所植根的土壤也有展现。手持国家机器之暴力的警察在家中也是父亲、儿子，非裔少年在家中也会受到父母的冷遇。在市民社会层面，暴力的运用和政府的缺位也恰好是国家层面的失衡。“在一个个人有责任尊重比起的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民主的法律共同体之外，个人也被卷入了多种形式的家庭和工作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在这些关系中，我们显然获得了我们自尊的其他面向。”对于一个新加入的群体，如果国家想要通过干预去改善承认的条件，可能存在侵犯其他领域自主存在的条件的危险，这也是国家权力在巴黎郊区的运行处处掣肘的原因。

　　非正式权力的行使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阿尔都塞的主体性论强调，个体只有服从于一种实践规则和为他们提供一种社会身份的角色归属的体系，才成为主体，也即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和权利的人。然而，这种对于顺从于已经确立的行为预期体系的自我观念的要求构成了对于社会支配的巩固，影片国家权力对于少数族裔守法的要求恐怕也是对于公民顺从与国家支配这一消除主体性的消极实践之体现。相反，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正是通过对于合法的、正方的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突破或者说通过非正式权力的运作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巴黎郊区处于国家权力这一正式权力的边缘，也是国家权力在具体行政单位上运行的细微触角。然而在巴黎的93省，这一权力的运行并非想象中的畅通无阻，起码在运行时是通过迂回的方式。非正式权力的运行是巴黎市郊的常态，国家权力通常以既强势又妥协、既侵犯又回退的态度介入巴黎郊区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未在巴黎市郊这样得到强烈的挑战和不承认，但是又在迎面挑战的过程中得到被动的强化和确认。说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确实是互动形成的，承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探对方底线和不断妥协的过程。

　　影片本身的站位和象征意义

　　影片并不是从中产上层学者的视角来审视法国的族裔和文化的断裂，而是 以伪记录片的形式，将视角在巴黎郊区的底层人民的不同群体上不断切换，尽力客观地反映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历史的、殖民的、权力的、边缘的区隔和撕扯。本片是左翼电影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后殖民电影的代表作，本质上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于自身所处的族裔中的记忆进行的传递。导演和参与其中的演员并没有迎合精英阶层和白左叙事对于一个受压迫的族裔在幻想，而是以具备完全充足的主体性的态度探入到事件的发展、冲突和升级之中，尽力以个人的能力和能量来斡旋、调解以促进事情的解决，无论是否使用了合法还是非法的手段，是否使事情得到解决还是让事态愈发脱离控制，都可以看到充分调动主体性而不是被动接受事情发生的努力。作为少数族裔，巴黎街区的黑人团体、穆斯林群体和吉普赛人群体在主流叙事中往往是被边缘化和想象化的，需要西方父亲般的维护其利益并加以管理。尽管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移民的劳动极大支撑了整个社会运转体系的底层，但是移民并未模糊明显的种族界限。西方的权力仍然被谨慎地控制着，上到国家主政者，下到细微的社区层面的社会控制，异族人仍然被小心对待和隔离。

　　影片给我们呈现的恰好是权利与义务在个人与国家的承认层面的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古老的“权利-责任”范式是失效的，这可能说明了在政治哲学和行动哲学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现实的断裂。这或许是对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的过度迷恋所造成的承认制度的单一化，并不是承认理论本身的问题。如果想要进一步理解甚至消弭影片中乃至现实社会中的断裂和冲突，或许需要从非正式关系的相互承认，从族群、社区等碎片团体和交叉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承认理论。从2005年巴黎暴恐事件乃至发生在多个地区、多个民族文化圈层的冲突事件来看，政治权力通过广泛的、零散的、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政府或民间的组织网络来运作，这些前国家性的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道德原则并在国家权力下降之前就已经磨合运转。社会正义的概念不仅应当遵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的定义方式，而是根据相互承认的要求来界定的，而我们必须以历史发展和已经制度化了的承认关系为出发点 ，识别业已存在的社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