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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处方(第二十五节)(6)



  我被分配搞中药戒毒,真是倒霉的事。很可能一事无成,在科学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你终其毕生的精力,只证明了那是死路一条。当然对于后来者,它是有价值的,他们会说,以前有一个悲惨的家伙,干了一辈子,结果什么也没搞出来。这条路不通,我们千万不要走。但你呢?你什么也没有,你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错误。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连巨人的脚面都没踩着,你是一只蚂蚁。

  我不愿作蚂蚁,也不愿作巨人,我要作巨人肩膀上的那个人。就是这样。

  吉凶难卜。朦胧中,我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中国繁衍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我以为,中医药起了巨大的作用。罂粟是一种植物,自然界是一个链。任何生物都是有它的天敌的,不可孤零零称霸于地球。罂粟的天敌是什么呢?

  自从我搞中药戒毒以来,收集到了无数民间的验方偏方。有的临床一试。效果还真是不错。但是拿去一化验,它们都含有罂粟。我们又陷入了当年林则徐的悖论。

  范青稞倒抽冷气。蔡冠雄看出了她的惊惧,说,放心好了,现在你和庄羽,支远所服的中药,不是这个模式。

  范青稞面带愧色地说,对不起,我服的药和他们不一样。

  蔡冠雄说,哦,我忘了。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一个医生把病人的情况记错了,这是失职。要是记载错了,就是罪过。

  0号药的来历很奇特,它的化学成分我们到现在也没搞出来。蔡医生有些丧气。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范青稞很为自己惋惜,不能亲口尝尝这与众不同的中药。

  说来话长。那是一个雨后的中午……在蔡冠雄绘声绘色的描述中,一段往事像电影般地出现。

  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要找戒毒医院的院长。简方宁接见了他,他仍口口声声要找院长。我就是院长。简方宁肯定地说。你们这里……有没有男的院长?来人嗫嚅着。

  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副院长,也是女的。怎么,您同我们谈的问题与性别有关?简方宁不解。

  我有一个戒烟的方子,很灵的。祖上传下来,传男不传女,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秦炳,出身子医学世家。

  简方宁觉得好笑,以前只是在民间故事里,听到这规矩,不想直到20世纪最后几个年头,现实生活中,竟还有人遵循古老戒律。

  她想杀杀他的傲气。淡然说,经常有人来贡献祖传秘方。但经我们实验。并无实效,所以根本不存在传与不传的问题。

  秦炳急了,说,他们是假的,我是真的。不信,你看!

  他说着掏出一卷发黄的纸卡,最上面有一张旧照片,棕黄色的,是早已淘汰的赤血盐显影成相,显出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见证感。

  秦炳双手递上纸卡,简方宁一手接过,是翻拍的一份文字报告,字小如蚁,看起来十分吃力。

  一份伪满洲国总务厅的《政务概况报告书》节录,大意如下:

  ……1932年。即伪满洲国大同元年,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1933年,即伪满洲国大同二年,成立“满洲鸦片专卖总署”,下辖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大满、大东烟膏制造株式会社……伪满各省各县均设烟政厅,统称“鸦片纳入组合”,通过公开机构,向农民摊派种植罂粟的亩数,纳入日本关东军的以战养战计划。

  1936年,鸦片种植地已遍及伪满洲国的7省31县(旗),总面积为86万5千亩,1936年,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在“开发满洲”的旗号下,又追增鸦片种植地70万亩。

  热河的鸦片。每年有数百万两流入华北,为关东军获取财富。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多次坐飞机,携带成吨鸦片,抵达上海,进行拍卖,换回大量的军用物资。又以3吨鸦片为代价,租用军舰将物品运回东北。1941年,伪满洲国以7吨鸦片偿还了德国的馈务。1943年,僧满洲国与德国法西斯签订第二次经济协定时,特别条款规定向德国输出鸦片10吨……

  遍布城乡的数以万计的“烟管所”,为官方公开贩卖毒品的机构。不管是谁,想吸毒,就掏钱申请登记,领到官方发放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凭证即可公开购买毒品……

  原件半文半白,简方宁看得十分吃力。好不容易看到这里,她说,秦炳先生,您让我看这些文件,和谈话有什么关系吗?当然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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