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

　　一

　　我叫阿穆，我的妈妈因一场重大车祸住进了这间病房。

　　下午，白色的阳光刺进病房里，我把窗帘拉上，重新调了温度。妈妈的嘴唇上爆了一层硬硬的壳，一端已经翘起来了。

　　阿源拎着食盒推门进来，她总在这个点出现。“要打点果汁给病人喝了，天气热。”她放下保温杯，绕过病床去卫生间洗手，一张国字脸上淌着几道浅浅的汗渍。

　　“上次你给我的食谱建议真的帮了我很多，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流食。”我感激地跟在她身后，这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在妈妈入院这段时间，俨然成了我的主心骨。

　　第一次见她时，我正在握着大号针管给妈妈做鼻饲。虽然护士教了我很多次，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手忙脚乱。一不小心，黄色的流食就迸射到墙和被子上。我吓傻了，想哭又不敢哭，妈妈的胃里面进了空气，开始打嗝，身体一抽一抽的。

　　过来探病的阿源一把推开我，快速折了胃管盖上，又把病床摇高，扶正妈妈的头。我眼泪糊了一脸，扑过去盯着妈妈问“还好吗？还好吗？对不起......”

　　阿源不耐烦地吼我：“哭什么哭，快过来帮我扶她坐起来！”

　　这个凶悍的女人是隔壁床张阿姨的学生，在另一家医院上班，她时常趁着上班间隙过来看看自己的老师。

　　张阿姨生病前是妇幼保健医院的院长，在医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在一次值班的时候她突然昏倒，就再也没站起来过了。她带过的学生不计其数，阿源就是其中之一。

　　“你要着急就把东西搁这，一会我来给张阿姨打胃管。”家里有了病人，就会控制不住对每一个医生示好。阿源撇嘴笑着，麻利地准备好温水和针管，开始给张阿姨推流食。

　　张阿姨跟妈妈一样，也是脑出血，度过危险期之后就变成了半植物人。她浑身上下唯一能动的就是眼珠子，偶尔费力发出嘶哑，也被切开的气管漏得不成声。

　　这样的状态已经一年半了，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从她干涸的身体上，看到了妈妈渐渐枯萎的命运。

　　二

　　阿源像个精准的机器人。她总能干净利落地执行完所有程序，最后以给张阿姨擦干净嘴角作为收尾。她的脸上写着疲倦，神色却并不沮丧，大概是早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局面吧。

　　我跟着送阿源出去：“你倒像她亲生孩子似的，真是难为你了。”阿源动了动嘴，没说什么，朝我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在医院待久了，我发现这里就像一个小型社会。几乎每一个常住病人的信息，都会在护工和亲属群里面流传。张阿姨在康复科住院的这一年多时间，没有一个亲人过来病床前探视过。

　　医院调整药物、治疗方案需要家属签字时，她的女儿就会过来。我见过那个女人，三十岁左右，留着齐肩黑发，一侧的刘海几乎盖住了半张脸。“她脸上有块疤”，过来换垃圾桶的清洁工压低嗓门说了一句，“治不好的。”

　　女人背后长着耳朵似的，远远地转过头来看。我们在收费口狭路相逢。我酝酿出一个合适的笑脸，准备跟她打招呼，她却别过脸假装没看见。

　　我暗自想：你妈还能活多久呢，既然都已经来医院了，不应该进去看看她吗？

　　女人交完费，低着头急匆匆地走了。她的头发扬起时，偶尔能瞥见一点痕迹，像是半张被揉碎了又重新铺开的纸。

　　我回到病房，张阿姨和妈妈都闭着眼休息。妈妈的皮肤仍是带着光泽的，身体却消瘦了很多。她的左手总是无意识地轻轻抬起来，那是发病后，她唯一可以控制的部位。

　　医院的每一天，被病痛和单调拉得又细又长。书上说，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慢慢恢复肢体控制力。我买了几只橡胶球，塞到妈妈手里，试着教她握住。

　　我把球递给妈妈，她轻轻地推开，球落下去，一跳一跳地跑开了。张阿姨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无声的互动。我追着球，钻到她床底下把球捞出来，对她扬了扬手，做了一个扔球的动作。

　　她咧开嘴，发出嘶嘶的声音，眼睛鼻子朝一边挤过去，分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

　　这也是张阿姨每天唯一的娱乐。她的身体深陷在被子里面，每个关节底下都垫着小枕头，固化成了一个不变的符号，直到护工两个小时候后再过来给她变换另一个姿势。有时候护工给她翻身，换成背对着我们，她就很生气地哼哼，把两只眼球转得快要飞出来。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她都处在昏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