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

　　1953年4月19日，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之时，《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中国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道《祖国，你的儿子在捍卫着你》。文中提到一位叫马仁的测绘员，他克服恶劣条件坚持完成任务，负伤后仍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最终不幸牺牲。马仁在众多烈士中并不显眼，但他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堪为楷模。他曾在日记中写有“牛虻——保尔——马仁”的字样，这是他理想中的英雄谱系。英国作家艾塞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的小说《牛虻》（The Gadfly）出版于1897年，直到马仁牺牲时，中译本还没有问世。马仁将牛虻和保尔并称，说明他应是通过苏联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得知牛虻的名字。

　　　　从保尔那里发现牛虻，爱屋及乌，这也是当时中国读者共同的认知路径，包括《牛虻》的第一位中译者李俍民。他在晚年撰写的《关于翻译〈牛虻〉的一些回忆》（发表于1978年8月10日《解放日报》）中，自述在中学时读到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受感动，并对书中几次提及的一位名叫牛虻的人物颇为好奇。此后，李俍民开始自学俄语，立志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牛虻》译介到中国。直到1950年代初，他才有机会读到《牛虻》的俄译本和英文原版，得以着手翻译。

　　　　李俍民开始翻译《牛虻》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苏联这位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指明了方向，也为文艺作品提供了学习效仿的源泉。早在清末，俄国“虚无党故事”便迎合当时的革命风潮，成为翻译小说的热门题材。俄国文学名家的作品也开始陆续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自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起，俄苏文学越发受到中国知识界的青睐。随着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勃兴，“新俄文学”即苏联时期的作品在译介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抗战时期，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空前繁荣。到了1950年代初，在“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背景下，俄苏小说，特别是苏联小说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引进外国文学的主要来源。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契合了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歌颂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英雄人物的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当时都是家喻户晓。而这三部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牛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三度提及牛虻，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战斗间隙给战友们讲述牛虻的英勇事迹，在病床上以牛虻的顽强精神忍受伤痛，并坦承自己有意模仿了牛虻对生活和恋爱的态度，“以苦行考验意志”的“革命浪漫主义”。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二岁时读到《牛虻》，从此终生喜爱。而卫国战争中的烈士卓娅在中学时代也曾为牛虻感动得泪下。被卓娅视为榜样的丹娘·索罗玛哈，一位牺牲于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同样是在儿时便被父亲推荐阅读此书。《青年近卫军》的女主角之一邬丽亚被捕入狱后，曾用《牛虻》来鼓舞狱友。在这样的语境下，《牛虻》还未正式登陆中国，便与英雄、斗争、牺牲这样的关键词捆绑在了一起。　

　　中译本的出版和删改

　　　　在马仁牺牲后的三个月，即1953年7月，《牛虻》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青社现任副社长胡守文在《能不忆〈牛虻〉》（载2000年8月30日《中华读书报》）一文中提到，1952年初，李俍民在翻译《牛虻》期间曾主动致信中青社联系出版事宜，中青社以出版计划已排满为由回绝了他。后来出版社看到读者对《牛虻》的殷切期待，方于半年后决定接受译稿。而当时的中青社编辑江晓天的回忆又是另一番面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风靡全国后，中青社总编辑李庚和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将《牛虻》视为重点选题，再三催促翻译组，这时恰好收到李俍民的信，便立即安排校订出版（参见石湾著《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

　　　　无论具体过程如何，《牛虻》的第一个中译本最终在中青社问世。作为团中央的直属单位，中青社担负的任务是配合团中央教育青少年，出版选题无不围绕这一目的。中青社建社初期造成较大反响的主要是英雄人物的传记性作品，《牛虻》也被归入这一题材。

　　　　《牛虻》的组稿和校改事宜由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负责。当时中国尚无在出版物上标注责任编辑的习惯，根据江晓天的回忆，具体被安排校改《牛虻》的是覃必陶。覃必陶原是开明书店（中青社的前身之一）的老编辑，曾与叶圣陶等人合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编写过外国史课本，经验丰富。也许正是通过他的安排，李俍民的译稿转到了寓居上海的翻译家傅东华手中，被大幅修改，“其中30％左右的字句已变成傅先生的东吴软语了”（语见胡守文的文章）。在这样的基础上，编辑室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校改整理，最终以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语版本为标准对译文进行了删节处理。编辑在“出版者的话”中将译本删节一事告知读者，并明确表示：“我们以为这种删节并不违背原著的精神，而且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