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5)

　　韩丁（威廉·辛顿，1919-2004）

　　　　韩丁返回美国后去纽约看望了伏尼契，并在与史克的通信中谈及伏尼契的贫困生活。从他所描述的情形来看，当时苏联人尚未与伏尼契建立联系。作协收到封凤子的信后，于1956年初将伏尼契仍在世一事上报给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及团中央，建议付给伏尼契版税并刊发报道，使读者了解伏尼契的近况。很快，1956年2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牛虻〉的作者还活着》，公布了伏尼契生活在美国，“晚境悲惨”的消息，并提到了苏联方面对伏尼契的关注。2月8日，《中国青年报》又转载了与波列伏依一同访问伏尼契的记者萨弗隆诺夫撰写的《〈牛虻〉作者访问记》，文中配有伏尼契的近照和手迹。而195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2月16日出版）上，则刊登了记者团另一位成员阿塞拜依的报道《〈牛虻〉作者伏尼契在纽约》。两篇采访的内容相似，主要是伏尼契对青年时期与俄国革命者交往的回忆。

　　　　最终团中央领导决定，由中青社方面向伏尼契支付五千美元稿酬。总编辑李庚代表中青社给伏尼契写信，告知其作品在中国出版后已累计发行七十余万册，大受读者欢迎，影响广泛。伏尼契于1956年7月23日写了回信，信中对来自中国的消息表示惊喜，但婉拒了为中译本作序的请求（引自胡守文的文章）。

　　政治运动中的《牛虻》

　　　　《牛虻》以删节版一再重印。到了1957年春天的鸣放时期，批评的声音有机会见诸报端，译者李俍民终于公开发出了对出版社的异议。在1957年3月27日的《文汇报》上，李俍民撰写了《奇特的删节法——对〈牛虻〉删节本的意见之一》，以原书第二卷第九章中牛虻和琼玛关于暴力革命的对话为例，批评出版社采取一种“电影剪接式的方法”，将两段话拼接到一起，中间删除了琼玛对使用暴力可能成为危险习惯的论述。他认为这反映了对古典名著的不尊重，即使是出于保持思想正确性的目的，删除这些内容，而不删除上下文中同样不够正确的其他对话，也显得缺乏统一标准。6月12日，李俍民又发表了《阿尔卑斯山的夕照——对〈牛虻〉删节本的意见之二》，大段引述了第一卷第二章中亚瑟和蒙泰尼里同游阿尔卑斯山时，二人对山谷中落日的奇异景象发出的不同感慨。在亚瑟眼中，悬崖下的黑暗如同地狱，而蒙泰尼里则认为像是人的灵魂。李俍民分析道，这段文字不仅极具诗意和美感，也与人物的心理紧密结合，体现了蒙泰尼里内心的痛苦和沉重，并与第二、第三卷中的描写相呼应。《牛虻》写作上的特色是细节的反复暗示和呼应，作为一位认真的译者，李俍民自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译本中遭到删除的阿尔卑斯山夕照一节，以及结尾时蒙泰尼里发疯等描写，都是被错误当作糟粕的艺术瑰宝。他还希望中青社的编辑“在经过几年的研究以后能够得出结论”，将这些部分还与读者。

　　　　此番鸣放并没能改变《牛虻》译本的面貌。当时中青社的出版重心已从外国文学翻译转到“三红一创”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上，《牛虻》不再是编辑关注的焦点。1958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伏尼契作品全集，书后附有伏尼契与波列伏依等人的部分通信，以及根据伏尼契的回忆材料所作的传略。此前《牛虻》的俄译本均有删节，在这一版本的文集中，则首次以全本译出。1958年1月的《读书月报》刊登了伏尼契全集在苏联出版的消息，但在中国，伏尼契的作品却并未被进一步译介。

　　　　此时的中国，整风与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青社的总编辑李庚、文学编辑室的副主任吴小武（萧也牧）和陶国鉴均在1958年成为右派，主任江晓天两年后也被免职。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论伏尼契的〈牛虻〉》。编者在书前的说明中表示，某些右派分子“引用外国古典作品中的片言只句”，“宣扬一些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对外国古典文学有必要进行分析和批判。在这本由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撰写的小册子中，几位作者批评了牛虻的思想局限性和性格缺陷，并以严厉的措辞抨击蒙泰尼里的虚伪卑鄙，认为一些读者对他的同情是分不清敌我的糊涂立场，为资产阶级抽象的“爱”、“人性”等观点所蒙蔽。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在1958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 1870-1955》为伏尼契辟有专章，对《牛虻》主要人物的评价已不再像几年前的电影版那样简单化。文学史的作者将牛虻对蒙泰尼里的感情描述为“真诚的而被痛苦压抑着的爱”，蒙泰尼里是“相信自己在做善事的温情的利他主义者”，“在品质上善良而高尚”，结果“不仅使自己成了虚伪的宗教思想的牺牲品，而且使别人受这种思想的统治”（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译本）。评论者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宗教，而不是个人的反动或伪善。这套文学史仍是以强调革命与进步的评价标准贯穿始终，对《牛虻》的理解发生变化似乎主要是从伏尼契对苏联学者的答复中吸取的意见。但当时的中国读者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