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3)

　　　　1897年7月，《牛虻》出版一个月后，伏尼契致信俄国友人、白银时代的名诗人明斯基，讨论《牛虻》俄译本的发表问题。明斯基的夫人齐纳依达·温格洛娃当时正着手将此书译成俄语。明斯基提出将《牛虻》俄译本刊登在《神的世界》（Божий мир）杂志上，伏尼契对这一刊物毫无了解，在信中提出了几点顾虑。她表示不愿将译文发表在二流杂志上，如果是宗教性质的刊物，当然更不合适。而引起她最大担心的，是看到有人在评论该刊时使用了“青年读者”的字样。她疑惑地问：“难道这是青年的刊物吗？我想他们未必能从《牛虻》这样的食料上得到什么好处！要知道它并不是‘为青年男女’写的。”（译文引自《外国名作家书信精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然而与作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牛虻》在苏联流行开来后，成为向七年级学生（时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体系）指定的课外读物，并先后推出多个英文简写本，作为英语教材使用（参见Lewis Bernhardt“The Gadfly in Russia”，载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1960年秋季号）。小说从苏联移植到中国，仍然采用青年读物的定位。

　　改编与扭曲

　　　　无论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是否还是作者心目中的那部作品，《牛虻》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到1953年10月，出版仅仅三个月内，《牛虻》便已两度重印，发行量达五十万册。

　　　　1954年，梁羽生在他供职的香港《新晚报》上发表《龙虎斗京华》，成为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开端。次年，他读到了《牛虻》，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也萌发了新的灵感。随后他创作了《七剑下天山》，将牛虻化身为一男一女两个角色，故事背景移到了清朝初年的反清斗争，但仍借用原故事的人物设定和戏剧冲突，很多细节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了《牛虻》中的描写。《七剑下天山》自1956年2月开始在《大公报》上连载，至1957年3月完稿。在连载期间，便有读者致信指出该书主人公为牛虻的化身，并恳请作者不要让其重蹈牛虻的悲剧结局。梁羽生旋即在1956年10月25日《大公报》的“三剑楼随笔”栏目中（与报馆同事金庸、陈凡共同撰写的专栏）发表《凌未风·易兰珠·牛虻》，详细解说了《七剑下天山》对《牛虻》的移植和改编。梁羽生的匠心和读者的慧眼都说明，《牛虻》的中译本不仅风靡于大陆，甚至在香港读者中亦颇有同好。

　　　　《牛虻》这部畅销书在出版当年便迅速被改编成了连环画，绘者是在建国初期被迫放弃山水画而改作连环画谋生的陆俨少。这套三册的连环画由小书店同康书局出版，同样大受读者欢迎。陆俨少后来回忆说，《牛虻》“挽救了即将倒闭的同康书局”，“我也因此免于失业”（引自《陆俨少自叙》，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在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这套连环画又由新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刊印，广为流传。

　　　　与连环画相比，电影是将文字描写具体化，满足读者想象的更直接的途径。早在默片时代的1928年，《牛虻》便被苏联人拍成了电影，编剧之一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但这一版本后来湮没无闻。1955年，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又将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由范齐美尔执导，肖斯塔科维奇配乐，在苏联上映时便引起了热烈反响，主演斯特里仁诺夫也因此大红大紫。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完成了对该片的译制，三位主要配音者卫禹平、上官云珠和程之均为知名演员。电影对小说进行了大幅改编，将牛虻塑造为坚定无畏的革命英雄，蒙泰尼里则变成了伪善甚至猥琐的对立面。无助于革命主线的情节，如牛虻在南美落魄，牛虻和吉卜赛女郎绮达的同居关系，马蒂尼对琼玛的爱慕等等均被去掉。

　　　　译本只能通过删节尽量修正原书面貌，电影则可以增加原著中没有的内容，直接体现编导意图。小说中除牛虻被捕一节外，并没有正面描写武装冲突，青年意大利党人主要是开会讨论，刊印宣传品，采用平和的方式进行斗争。革命党中最有见地的琼玛，便一再表示对暴力革命的警惕态度。书中也没有表现奥地利人如何压迫意大利人民。而电影却着力渲染奥地利军队的凶暴行径和革命者轰轰烈烈的武装反抗。为丑化教士的形象，编剧杜撰了主教奴颜媚骨地欢迎奥地利军队到来一节。奥地利军队受教皇之邀前来镇压反对派，对百姓作威作福，随意抓人等场景实际上也有违历史真实。《牛虻》的主要故事发生在1846年，当时教皇庇护九世刚即位不久，表现出亲自由派的倾向，舆论环境宽松。而故事发生地托斯卡纳大公国由具有奥地利血统的王室统治多年，与奥地利保持良好关系，那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至于庇护九世请求奥地利出兵，是1849年短暂的罗马共和国宣布废除教皇世俗权力之后的事。